季羡林清华毕业照

我个人认为，居今之世而言治学问，决不能坐井观天。今天已经不是乾嘉时代了。许多学术发达的外国，科学、技术灿然烂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专治中国国学的在内，对外国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决不能视若无睹。那样不利于我们自己学问的进步，也不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可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确有昧于国外学术界情况的现象。年老的不必说，甚至连一些中年或青年学者，也有这种现象。我觉得，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否则，有人慨叹中国一些学科在国际上没有声音，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说汉语的人虽然数目极大，可惜外国人不懂。我们的汉语还没有达到今天英语的水平。你无论怎样“振大汉之天声”，人家只是瞠目摇头。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出席的一些中国学者，往往由于不通外语，首先在大会上不能自己用外语宣读论文，其次在会议间歇时或联欢会上，孑然孤立，窘态可掬。因此，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季羡林《我的学术总结》

张志公

在金大(金陵大学)外语系，读书并不比中大(中央大学)少。每门课，除了课上讲的以外，教授指定的课后自读、定期交读书报告的很多。例如小说课，教授上一课，讲点概论性的内容，一下子就指定五六本小说，要求在两个星期内读完，写出读书报告。读书报告很重要，要算成绩的。像这种课有时同时开的有两门甚《骄傲与偏见》好拼命赶着看。过去，否则根本书馆里只有一本借出来，由一位以谁也不能把书业课的学生不多过来。

更重要的一点是，进了金大跟到了外国差不多，一切布告、通知、说明等等，统统是英文的。外籍教授很多，在校园里，耳朵里经常听到的是英语，自己也得经常说，比如见了外国教授总得打个招呼，有时候碰上爱聊天的教授，还得站住聊几句。学校里有教堂，有唱诗班，经常有活动，无论是不是教徒，都可以参加。外语系更不必说了，教授上课完全说英语，讨论、问答、谈话也全是英语，连两位任教的中国教授亦然。最初，我很不适应。说，常常是“肚里有，嘴上说不出”。听，一是他们说得快，跟不上，再则，外国人也往往各有各的口音，多数是美国人，说美国英语，另有一位加拿大人，一位英国人，他们说的英语跟美国人说的就不大一样。有一位教诗的年长的女教授，她讲话听起来很吃力。还有一位女教授，美籍，有博士学位，教戏剧和作文，课讲得很好，人很活跃，精干而热情，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快捷，走路，写字、说话，什么都快。她说话很好听，也好懂，就是太快，让你的耳朵忙不过来。有一位中国男教授看我口语不行，挖苦过我，弄得心里挺别扭。但入学一两个月之后就慢慢适应。一个学期过了一半的光景就完全适应了。回顾我自己学英语的历程，觉得得益于三方面。第一，起步早，从小学就开始学。第二，初中、高中、中大，所遇教师都好。虽然对口语训练有所忽视，但诱导读书多。看来多读些书，头脑里装的语言材料多些，到了英语环境中，口语是不难跟上去的。在这中间，初中老师教得好，要求严格，从而学得扎实，起的作用最大。小学开个头，做点准备，打基础主要是在初中，基础打好了，跑上去就容易了。第三，最后进了金大，听、说、读、写一起来，猛攻了一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中大那一小段，我自己懈怠了一些。

——张志公《我的求学之路》

可笑的辜鸿铭

冯友兰

辜鸿铭

1915年9月初，我到北京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胡仁源主持会场，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以后，英文门教授辜鸿铭(汤生)从主席台上站起来发言。我不知道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还是出于辜本人的临时冲动。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大意是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跟咱们的饭碗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作文章都不通，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他大概讲了一个钟头，都是这一类的漫骂之辞。他讲了以后，也没有别人发言，就散会了。当时民国已经成立四年了，辜鸿铭还拖着辫子来讲课。我没有去旁听过他的课，只听到英文门的同学说，他在讲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沦，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竟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君主。又曾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总之，凡是封建的东西他认为都是好的。

——冯友兰《我的学生生活》

辜鸿铭

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广泛的主张要皇帝，与实际运动无关，所以洪宪帝制与宣统复辟两回事件里都没有他的关系。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我只在会议席上遇到他两次，每次总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边了。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事件”以后，大概是1919年的6月5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只是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

——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

大师的学养与魅力

任访秋

钱玄同青年照

钱先生(钱玄同)是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太炎先生在学术上，是继承并发展了皖派戴(震)、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父子)治学的精神与方法，特别值得令人尊敬的是他力排满清，成为企图恢复汉民族河山的革命志士，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

当我听了钱先生一段课后，真是“茅塞顿开”，眼界为之一扩。他往往用简明的语言，对清代一些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独特的造诣给以概括与阐述;用对比的方法，对同一时代的学者在治学的专长上进行比较，还从纵的方面，也就是从时代的发展上进行比较，如将清儒与汉儒以及宋明儒者对问题的看法进行比较。在讲经学史时，他的阐发极其宏博而又精辟。他谈到清代朴学大师的“实事求是”与无征不信，以及独立思考的精神，弟子在学术问题上倘有新的发现，证明老师说法的错误时，可以直言不讳地对老师的说法进行纠正。钱先生打破了古人固守“家法”、“师说”的门户之见，而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给占代学者以公允的评价。

钱先生曾受业于太炎，故熟闻古文经学家之说;后来钱先生又问学于今文经学家崔适，并从崔处借阅了与崔氏同调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还读了崔氏的《史记探原》，遂不笃信古文经学。五四以后，由于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钱先生彻底打破了经学家们的门户之见，而把经学看作历史资料，从历史角度考证其真伪，借以说明古史的真相。我在30年代听了钱先生的课后，对他这种科学态度深为佩服。

——任访秋《治学五十年回顾》

业师罗振玉

商承祚

罗振玉

《殷虚文字类编》问世后，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介绍我人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就出来工作，因此，我是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衔的“白丁”。

于是我是“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的一个人，到底学什么?需及早取决。我对古文物及古文字学的印象深，念兹在兹，乃决心朝这方面走下去，禀告父亲。我父听后，微微地叹口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心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好说?由你去罢。”为求深造，1921年去天津，住伯父家，拜罗振玉(字叔蕴，一宇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为师，学古文字学，目的终于实现，其喜可知。及见“殷礼在期堂”(晚又名“鲁诗堂”)所藏之甲骨文和累累的青铜器，如饥儿得饼，穷人暴富，使手足无所措。

罗师容颜清癯，言语温和，平易近人，即使盛怒，从未见其呼喝。其生活习惯与常人殊，一生每夜最多睡四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就够了。睡两小时必醒，再闭目，如能睡，继睡两小时，睡不着，就起来工作，多数睡两小时。由此可见，罗师的工作时间要比常人多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我目前日眠多数十小时，把大好时光都浪费掉，以视罗师，能不愧怍!

——商承祚《我的大半生》

与学界前辈邂逅的趣闻

张岱年

张岱年青年照

我在初中读书时，学校(师大附中)曾请梁任公先生到校讲演，我听不懂梁先生的话，只听懂“要培养健全的人格”一句。总算见过梁任公先生。

30年代，在北师大读书时，有一天学校请章太炎先生讲演，题目是“清代学术”。太炎先生步行到室内操场，钱玄同、吴承仕、马裕藻、朱希祖等四大弟子陪侍左右，由钱玄同先生代写粉笔。太炎先生的话我也听不懂，只听懂“顾炎武”三个字，总算见过章太炎先生。

1931年，鲁迅先生到北平，同学谷万川邀请鲁迅先生到师大讲演，讲演的内容是批判第三种人。讲演之后，同学们向鲁迅先生请教一些问题。有人问：先生为何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