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文革后的半生点滴
 聂元梓文革后的半生点滴 一个臭名昭著、十恶不赦的乱世狂女、北大灾星、阴谋家、野心家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她只能被监督劳改、批斗、关压、放逐。对她的唾弃、漫骂、污辱、是天经地义的。世间的污泥浊水，所有的屎盆、尿盆都可以往她身上泼，头上倒。 聂元梓——1966年文革开始被毛泽东赞誉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轰动一时的第一人。不过1967年就有人提出不把她打倒也要把她搞臭。有时候臭一个人比倒一个人更具杀伤力。 她现年95岁。本人文革初在北大上学时跟不上形势，对她的大字报不理解，特别是她的讲话声音与江青很像，对她没有好感。当年听说她的自行车被盗，还有些幸灾乐祸。历史有时是最好的玩家，恰恰二十年后我与其相遇。她的后半生片断耐人寻味。 
几年前，聂元梓伏案翻阅材料。 PHOTO BY LIU RUO 六平米小屋 1987年春，原北大同学尹占河和刘蓓蓓夫妇来对我说：“聂元梓从监狱里放出来了，身体又不好，也没地方住，没有工资，看病还得自己花钱，怪可怜的，你看有没有办法帮帮她。” 我心想：人再坏，活还是应该活下去吧。便把我老师在东城区空着的六平米小屋门钥匙交给了他们，也没有多过问。过了没几天，聂元梓拄着双拐，爬四层楼来看我。对于那个小屋挺满意，一再表示感谢。她说目前第一是生存问题。我有些被触动，便让弟弟雅周得空去看看她。 大约三年之后的一天，听到聂元梓提到那个小屋，她说：“文革的事我实在不想讲了。今天就说说我假释以后的事吧。1986年10月我被假释，假释就是让我从监狱里走出，放逐到大地上。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没有医疗单位。你们每个人试试，或设想一下，如果让你们从你住的房子里搬出来，你们怎么过？ 当年我65岁，拄着双拐，没有工资就没有饭钱，实在不行我可以要饭。可是没有住处怎么办？总不能住到大街上去吧。 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原北大学生的中学老师刚刚去世，在东单灯草胡同住的6平米小屋空出来了，让我去住。里边有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子。一个人在里边都很难转得开，不过总算有了个窝儿。” 为了生计聂元梓四处奔波。 一家军工厂要军转民，从山里来到北京办公司。1987年秋的一天，雅周带聂元梓和这家工厂谈生意。工厂的人说就是想瞧瞧这老太太，和她谈什么生意呀。谈话中该工厂的人津津乐道地讲到，上海手表厂把收集到过去生产的上海手表集中起来，摆在马路上用轧道机轧得粉碎，以示下定决心与过去决裂，开始新的篇章。军工厂的人表示他们也同有此心。 聂元梓听完后马上说：“这样做是错误的。为什么要轧碎？没有必要么，把手表发到农村去。不要以为农村都富了，偏远地区有许多还很贫困。发给农村小孩子，能用的用，不能用的就让他们去拆装，也是学习么。” 聂元梓的一席话令听者膛目结舌。她走后工厂的人说：“这老佛爷锐气不减当年。” 写回忆录插曲 聂元梓住的离我上班地方不远，有时我去看看她，攀谈起来感觉她不像传说中的洪水猛兽、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些事另有内情。便动意帮她写回忆录，可是当时她为生计，精力放在怎么能挣到钱，没心思写回忆录。在这过程中，没想到我还要为我的付出而付费，还得接济她的生活。经常要给她带些小药、蔬菜、水果、锅、碗、瓢、盆儿，乃至桌椅板凳等。我曾几次想罢了，不过她讲的内容总是让人还想听下回分解。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涂光群、上述北大中文系的刘蓓蓓以及军艺的张老师出面帮助，她才认真起来。 大约1992年回忆录讲完北大社教运动，接着就是文革了。那天她刚从外边回来，坐定后我开起了录音机，可是她半天不说话，莫名其妙。后来总算开了口：“我想辗转去美国。我在国内臭名昭著，没人愿意也不敢理我。写了回忆录也没人看。到美国谁也不认识我，听不到骂声，活自己。” “你又不会英语，到美国怎么活呀？”我问。 “我可以当保姆。你不是吃过我做的饭吗？在美国只要有人聘我当保姆，我就有吃有住，就可以安稳地活下去。静下心来，可以写东西，揭示文革的本质以及教训。我出去绝对不会做有伤国家的事情，我不是政治避难，只是为了全心全意地研究文革。” 对她这突如其来的念头，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没想到她又说：“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从深圳游海去香港。” “这是真的吗？” “当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带走。我问他能游多远？他只能游一千米，那怎么行！再想办法吧，这样就拖下来了。” “为什么？你当年怎么想的？” “整个文化大革命，我就干了一件事：牵头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声誉、高帽；同时也使我后半生招来了无穷尽的挫折与磨难。” “人们只知道你得到的荣耀，你的酸楚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我很感慨地说。 “是的。毛主席刚一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心里是高兴的。的确有被释放、很欣慰、喜出望外的感觉，说老实话没有多久就感觉到味道不全对。我心中无数，陷入了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地。没想到运动越搞越大，越搞越乱，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哪里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当时的政府就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威，以及以他夫人为核心的小组…… 当年各派组织的头头都是年青学生，许多内情他们不了解，我不能和他们讲，在很小的范围讲了，当天孙蓬一（聂元梓的副手）就给捅出去了，遭到中央文革的报复，陈伯达六五讲话，就是反聂动员令。 1967年七八月份，我竭尽全力稳定北大的局面，促两派联合，复课闹革命，没有成功。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在校文革常委会上，我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建议解散校文革。后来，我把对运动不可理解以及想退出来不干了的想法和多年好友杨惠文（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白介夫的夫人）说了。她说：‘你要是想退下来，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最好现在就不要出面了。’ 我猫到哪儿去呢？……中华大地，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 返校感慨，回望人生路 1999年的一天，原中国青年报编辑、作家陈徒手开车载着聂元梓去北大。先到了男生宿舍38楼，聂一进楼就拐到东边，指着一间说：“我当年就在这里被监管。”她还敲了敲门。随后就去厕所，进到里边东瞧西看。我拉她出来说：“这是男生厕所！”她依然故我，转了好一阵子才出来。之后又去另外一个厕所，在里边对着站在外边的我们说：“这都是我打扫过的，那时候我弄得可干净了。现在你们看这儿，那儿，太脏了！”不拉她走，她就要动手帮着收拾了。 出来以后，她还在感慨之中。她说：“1969年6月我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九大”，是从江西鲤鱼洲干校押送回北京的，是被批判的对象。会后回校就被关在这栋楼，房子内的窗户钉上木板，糊上纸，无一丝阳光透进。当年我负责打扫这栋楼里的好几个厕所，我可以称得上是打扫厕所的专家了。” 接着我们去当年她的住地。怕被人看见，她躲得远远的让我去敲门。她的老邻居看到她，跑过来，一把拉住她拽进院子。两个老邻居聊了好一阵子，拉着的手始终没有分开。从房间出来，聂往自己的故居望去，院子长满高高的草。 最后我们去了东操场。这里是文革风云起点，1966年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反工作组，斗张承先在这里，1978年聂元梓也是在这里被批斗后，押解入狱。今天她在操场上辗转徘徊，临走还不时地回头张望。 1999年还有一天，马列主义理论家、史学家郑仲兵老师来，他一开始就说想让聂元梓写忏悔录。啊？聂的回忆录费尽周折刚刚完成初稿，我正是觉得社会对她太不公正，误解太深；想让她把真相说出来，摘掉扣在她头上乌七八糟的帽子才帮她写回忆录的。郑老师却要她写什么忏悔录！ 研究文革的人很多，像郑老师那样全家遭受迫害，深知上下内情，有丰富理论知识储备，又不间断地倾听、调查、研究、思考，着实难得。郑仲兵是大历史观，文革既然已经发生，不管它对与错，好与坏，其内容广泛、时间长久、形式奇特、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而且可以说是绝后的。文革中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参与者。 文革为什么会发动，为什么发动得起来？为什么搞成这个模样？难道不值得总结、思考、研究吗？特别是亲身参与者更应该回顾、反思、忏悔这个国家、民族为什么这样走过？不能只归结为四人或五人就一推了之，即便你当年是受害者。一味地喊冤叫屈，自己一贯正确，哪怕是真实的，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是没有意义的。 我和聂元梓重新开始思考并着手写续集。对于郑老师提出的如下两个问题讨论了许久。 1、对立双方尊奉的是同样的主义，朝拜的是同一座神像，使用的是同一套语言，为什么在具体问题上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2、基本的道德底线，人性基础怎样崩溃的？ 对文革反思 2000年冬，在写回忆录收尾时，聂元梓谈到生死： “从15岁离家出走参加革命，我出生入死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自杀的念头只有一次。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想吊死在庐山，以自杀表示我的抗议！最后我没有那么做。俗话说的好，忍字头上一把刀，为人不忍祸自招。 我的后半生怎么活过来的难以言说。 1968年秋，工、军宣队进校后，对我的批判无所不用其极。谢静宜在大小会批我，侮辱人，损人，斥责我，恶毒地辱骂我，她的嘴跟刀子一样狠狠地伤人。杀人不见血，此之谓也！ 从那以后只要有风吹草动我就在劫难逃，我的罪名像走马灯一样转。” 回忆录大体写完后，她长出一口气说，“写回忆从始至终我坚持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说真话。” 她说：“最初我有气，对专案组、对北大、对墙倒众人推，以及一些极不负责的传谣的人心存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不断地倾听、学习、思考、反刍过程中，对同样的事件、人物、我逐渐较宽容、客观了。对于那些强烈反对过我，以及我反对过的人也试图换位思考，重新认识。 不断地反思，使我认识到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时段。历史的教训广义地说，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责任，无论你是迫害人者还是被迫害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真诚地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写回忆录一个非常的意义是为那些在文革中受我牵连，而遭遇不幸的人们还其清白，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极其复杂，其形势也变化莫测。许多人站队站在支持我的一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早已是上边的眼中钉。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他们中许多人受到株连，被打成‘三种人’、‘反革命’、‘5.16’等等。 似乎我的问题不说清楚，他们的包袱也难以卸掉。我有责任把我经历的政治事件如实地写出来，还历史本来面目。使无辜受害者得以解脱。我要向那些因为我的错误而遭受不幸的人们表示深深的道歉。” 已有1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