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看看朋友圈刷屏的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刘晨光老师的《试论中国政制的现代变革》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原载《政治与法律评论（第一辑）》。

特此感谢刘老师授权法意首发，文末为大家推荐一本刘晨光教授的好书，祝大家新的一周好心情。 

三

从君主政制到民主政制

西方的入侵使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绝无任何夸张之处。遭遇外族入侵，对中国而言并非第一次，以前总是能够化险为夷，顺渡难关，最终且会使外族接受中国文明的同化，这一次缘何不同？主要的不同就在于，与中国相比，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并没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而来自西方的入侵者却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并且对于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还是一种相当异质的文明。在与西方列强打了更长时间的交道后，中国人终于发现，西方之强，不仅在于器物与技术，更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人所面临的西方文明具有相当不同的政制形式与政制理念。

时至今日，“民主化”几已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政治现代化”到底是不是必然意味着“民主化”？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刨根究底地追问过此类问题。

△ 五四运动民主思潮

观诸历史，毫无疑问，数百年来，“民主化”确实已经成为一股历史潮流。虽然在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入侵之时，西方国家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民主国家，并且大多数国家还保持着“君主”，然而，民主化的历程却已经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从君主政制向共和政制或民主政制的转型趋向，的确“沛然不可御也”。

然而，在西方世界，民主化的出现却并非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历史的“必然”。民主化最初的动力之源，仍然不过是西方历史上一直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罢了。具体而言，即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为了获取和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与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国王、贵族、教士等——进行的斗争。新兴阶级的出现，当然应该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是经过了长时期的孕育与成长。由“新经济”催生“新阶级”，由“新阶级”提出“新要求”，由“新要求”造成“新政治”——就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而言，大致不差。这样看来，“民主化”其实只是从属性的要求，它在根本上依赖于新经济的发展与新阶级的成长。

在更多的后进国家中，典型的比如德国和意大利，更不用说很多更加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了，“民主化”就绝非“必然”，一般是受到统治者压制与阻止的。即便在资本经济预先获得发展的先进国家，比如英国，“民主化”也是一个在统治者的压制与民众的反压制、民众的斗争和统治者的妥协中进行的长久过程。只是当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不断获得胜利之后，他们才以理论化的形式把基于“自由”和“权利”的“民主”论证为“必然”，亦即为“民主”提供正当性证明。进而，被正当化了的“民主化”，就会导致对于“民主化”的进一步诉求，以及广泛而持久的阶级斗争。其中包括资产阶级针对旧制度下的贵族和教士阶层的斗争，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及更为一般性的普通民众针对统治阶级的斗争。

由此可见，“民主化”在本质上就是“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它们在理论上已经被证明是正当的）而与统治者进行的斗争过程。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人民”有不同的内涵，指不同的人群，但无论如何，“民主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在实践上，统治者将不得不面对“人民”对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诉求；在理论上，统治者更是必须设法应对“正当性危机”的挑战。

△ 新青年报

然而，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于“民主化”会削弱政治权威，造成内部分裂，乃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直接对立，在一个政治不够统一、统治不够稳固的国家，尤其如此，所以统治者一般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即便赞成“民主化”，也会努力把它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倘若一个国家在面临内部“民主化”诉求的同时，还在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面临重大的危险，必须要与更为强大的国家进行严酷的生存斗争，以确保自己在国际世界中的利益与地位，那么就必然会对“民主化”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换言之，对于当下的政治统治而言，“民主化”非但不会有利于秩序的建立和实力的增强，反而可能会破坏既存的秩序、削弱已有的实力，影响国家在国际世界中的竞争。对于德国而言，就是如此。而英国，在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又确立了大英帝国在世界格局中的统治地位，仅仅是偶然的机缘罢了，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与国家的强大有必然关系。

进而言之，即便一个国家（比如英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并因此表现出强大的实力，这也并不意味着一个尚未民主化的国家（比如德国）为了追求富强必须马上实行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一经启动，就很难制止，结果却并不能够绝对保证民主化的成功，而失败的民主化往往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除了民主化，一个国家可能面对更为紧迫、更为严峻的政治任务，因此不会、也不应轻易在民主化问题上拿自己的命运进行冒险。

虽然如此，当满清统治者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并且竟然还非常耻辱地被东洋小邦打败的时候，最终却把原因归结到制度与文化上。进而，先是由士人团体自下而上要求变法，后是由满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但“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都失败了，君主立宪的梦想破灭了。接着到来的是激进的革命，民主的革命。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随即又陷入军阀混战、列强侵夺的内扰外患之中，事实上也失败了；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内容的民主政制。

△ 戊戌变法

中国“民主革命”最显著、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它与“民族革命”密切相连，同时进行，是在实现“救亡图存”大业的过程中成就自身的。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就是为了把中国从分裂与奴役中拯救出来，消除内扰外患，实现主权的独立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说，绝不能单纯地从“民主革命”来看“民主革命”，而要同时从“民族革命”来看“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不仅仅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还为了实现“民族革命”，不仅是目标，还是手段。

换言之，只有理解了“民主革命”之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民主革命”。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民主革命”有助于实现“救亡图存”，所以它才值得追求；正是因为“民主革命”能够充当“民族革命”的手段，所以它自身才成为目标。“民主革命”之于中华民族的正当性，首先就在于它把中华民族从内扰外患中、从前所未有的深重劫难中拯救了出来，使中国文明得以继续流传下去。

由此可见，“民主革命”在西方政治语境中主要意味着“阶级斗争”，但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却同时意味着“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或者说，是在“民族斗争”主导下的“阶级斗争”。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调整了土地革命路线，使“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换言之，“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并非某一个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当时处境下，中华民族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必然性”使“民主革命”必须着眼于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必然性”，使一向崇尚和平的中国人，在崇尚斗争的西方列强以及西方化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为了自存而学习如何斗争，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崇尚斗争。对于中国人的生命而言，由此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 抗日战争纪念邮票

不过，即便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什么必须通过“民主革命”呢？对于现代中国的诞生，特别是中国政制从君主政制到民主政制的转型而言，这一问题最为根本。

这需要从中国君主政制以及君主政制本身的缺陷讲起。毋庸讳言，既然中国君主政制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兴亡，并且一度陷于长期的崩溃，那么其自身肯定有不足之处。换言之，一个王朝的君主政制为什么每每最终会陷入腐朽衰亡，不得不需要另一个王朝重新为君主政制赋予活力，从而引发了治乱循环？至少可以从君、臣、民三个角度来讲。

首先，君主政制的最高权威是通过世袭的方式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王朝确立之后，可供君主选择的余地极小。同时，在君主政制下，政制的绩效往往取决于君主本人，只有当君主具有相当程度的德性与智慧，君主政制方才可能成为真正优良的政制，然而世袭君主是否贤能圣明却极不确定，过于依赖偶然性。一旦出现昏聩无能荒淫堕落的君主，势必会对君主政制本身造成无以挽回的损害，特别是在需要君主做出重大决断的关头，如此糟糕的君主本身就可能为君主政制自掘坟墓。而在君主政制趋于专制，君主在制度上可以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君主因本人的年幼、无知、昏庸、腐化等因素而在事实上无法掌权，原来属于君主的权力就会旁落，乃至被篡夺，导致外戚或宦官的专政，使君主政制有名无实。

其次，如前所述，在唐之前，士族世家还具有颇大的实力，君主往往不得不依赖于他们，而在宋以后，君主主要依靠一个文人-官僚-地主集团对帝国进行治理。然而，无论是士族世家还是官僚地主，都会逐渐自成一个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相对独立的团体。君主政制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对于君主政制本身是否效忠，对于社稷苍生是否具有大公无私之心。一旦他们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相当于在君主和民众之间横亘着一个具有封建贵族性质的特殊利益集团，同样会对君主政制造成极大的损害。一旦君主无力阻止这种情况，任其发展，那么事实上君主政制就被官僚集团绑架了。当这种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造成官-民对立，官逼民反，终于引发农民的反叛与起义，君主政制便可能成为官僚集团的陪葬品。此外，在士族世家尚有地位与实力的朝代，一旦遇到外来的侵犯，他们事实上能够带领自己的人马帮助朝廷维护君主政制的安全，因此只要他们真的帮助君主，君主政制就不容易被推翻。而在官僚地主当政的时候，由于他们基本上都是文人出身，不通军事，一旦遇到外敌，他们并不能带兵打仗，以维护君主政制的生命。相反，他们却时常为图自保而出卖王朝的利益，使君主政制更快地沦落。

再者就是民众。中国在传统的王朝政治阶段，所谓“民众”，主要就是指农民。中国农民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没有组织，相当分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君主政制的权力基础本身就在于士人官僚，而非普通民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显然是分离的。所谓“皇权不下县”，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中国民众大部分都在县以下的农村，是以皇权并不直接触及民众本身。在理论上，“君”和“民”应该是休戚一体、患难与共的；但在事实上，由于“君”是在“臣”的帮助下对“民”进行治理，而“臣”与“民”却并不一定同心同德，所以当“臣”与“民”有对立乃至冲突的时候，“君”往往还要选择偏向哪一边。当“君”无心爱“民”，或者虽有心爱“民”却无力治“臣”，反而为“臣”所制，那么“君”实际上就被“臣”绑架了，与“民”形成对立。

     △君臣之道

总之，民众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居于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他们的命运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和“臣”的道德程度与施政水平。他们散漫地铺排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安于自己在方隅之内的营生，自足自乐，听天由命，不到万不得已，一直都会年年岁岁地辛勤劳作，与时光同老。甚至外来侵略与改朝换代也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的生活似乎是永恒的。同时，由于他们没有组织，固然在平时不容易对统治者进行反抗，在外来侵略面前也同样没有什么抵御能力，一旦朝廷被打败了，整个王朝往往也就跟着沦陷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众绝对没有任何组织。地方上的官绅地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农民进行“自治”，但效果比较有限，并且其性质主要是伦理-经济的，而非政治-军事的。此外，整个这种情况自然也跟中国文化的特质有关，爱好和平、安于生活、注重伦理、崇尚德性，这些都使中国民众的生活显出一幅与世无争的图景，仿佛永远地定格了。

△ 太平天国运动

由此可见，君主政制本身的优良程度，事实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和“臣”在德性、智慧与才能上的卓越程度，然而君主政制本身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君”必然英明，“臣”必然贤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维系君主政制良好运行的科举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得衰朽，非但无利于优秀人才的产生，反而开始堵塞读书人的心智，扼杀帝国的生命力。在统治者沦于败坏的情况下，广大的民众却仍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仿佛与江山社稷的存亡没有关系。帝国的权力既不能建立在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之上，也不能采取更为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积极地从广大人群之中汲取新生的力量，这样就使君主政制的生死悬系在上层的一小部分皇亲国戚和官僚地主身上，一旦他们僵化朽坏了，帝国也就危险了。

当中国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的入侵时，清王朝的统治者就已达到相当僵化朽坏的程度。特别因为清王朝由异族进行统治，更是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满清统治者甚至不敢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只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才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恢复秩序，进而还短暂实现了所谓的“中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或许清王朝还会维续更长的时间，但这一次的遭遇与以前截然不同。西方列强不仅远比北方蛮族在技术上、军事上更加强大，更是带来了足以颠覆君主政制本身的政治文明，使中国政制不得不深刻反思并重新确立自己的正当性基础。

像美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的目标也是推翻君主政制，建立共和政制。而所谓“共和”，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主”的代名词。只不过美国革命推翻的君主政制乃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的君主政制，中国人却要像法国人一样推翻自己的君主政制，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场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并非推翻满清统治，而是抵御外国侵略，这就使中国革命因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显得更为激进。

△ 美国革命

如果满清政府能够抵御外国侵略，那么它自身就会重新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使中国人相信君主政制的优越性；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对侵略者俯首称臣，这就使其统治彻底丧失了合法性。进而，西方列强的政制便显得更为优越，民主政制既被认为更好、更可取，清朝统治所立足的君主政制本身也就丧失了正当性根基。所以，清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非但无力抵御外国侵略，并且妨碍广大中国人抵御外国侵略，而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抵御外国侵略，推翻清朝统治只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罢了。是以“民族革命”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来进行，“反帝”的同时也“反封建”。而所谓“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就是“发动民众”，唤起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

所以，在根本上，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甚至也并非单纯为了某个阶级的权利与自由，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相比较，这是中国革命最为特殊之处。美国革命固然试图摆脱英国人的统治，因此也有“民族革命”的意味，但其民族危机并不如中华民族的那么深重，并且其发动“民族革命”的理由也是为了捍卫“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而非像中国革命那样为了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

不过，“中国革命”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国革命像以前的农民起义一样，也需要“发动民众”，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相同，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农民起义”在本质上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它自身并不妨碍在朝代更替之后所确立的仍是君主政制，也并不改变君主政制所立足的正当性基础，因此不具有任何新的政治目标。但“中国革命”却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于此前君主政制的崭新的政制形态，即民主政制。

△ 清政府不断屈服

更根本的是，它所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是不同于此前“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它所立足的正当性基础也是现代的。前者受命于“天”，后者则受命于“民”。虽然自古有“民为邦本”之训，但不过是教统治者仁民爱物。对中国而言，正当性源于“人民的同意”的民主政制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正是因此，中国传统思想似乎并不足以为中国革命提供它所需要的正当性论证，它需要从传统之外、从西方侵略者那里借用新的思想资源，甚至为了否定君主政制而不惜以新的思想资源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本身。

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呢？这是摆在中国革命者面前的根本难题。这一选择本身，不仅是要结束一个“旧中国”，更是要开出一个“新中国”，可以说是为“新中国”立法，是以关系根本。

四

以社会主义立国

 中国最终选择了以“社会主义”立国，即把“社会主义”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理论指导。这是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社会主义最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

如上所述，在中国文明遭受西方文明入侵，出现全面崩溃，以至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救亡图存”。然而，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试验的过程。眼前似乎没有一个能够保证治愈病体的现成药方，更没有起死回生的速效良药，更根本的，客观的环境与外在的形势并不提供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灾难与危险根本不容许人们在生死抉择之外再作他想。

△ 中国内忧外患 列强瓜分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无论是旧制度下的士人和地主官僚，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改良者与革命者，都未能彻底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都不足以担当起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最重要的乃是拥有自己的“主体”。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与其他“主体”的失败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源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性质，特别是因为它以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与意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结合，才使中国革命的成功成为可能。

在社会主义之前，种种思想理论方案轮流登场，比如清廷不得已而进行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之后进行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总统制或议会制试验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它们都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要真正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必须充分地发动广大民众与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调集一切具有积极活力的因素。这意味着，任何一种革命方案与建国方略，要完成历史交付的答卷，就必须具有能够辐射到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行。

社会主义适足担当此任。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正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特别是代表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故而，它能够尽可能地调动起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和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制定出了科学合理、符合现实需要的革命方案，最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其次，社会主义提供了现代中国的转型目标。

中国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进行革命与建国的理论指导，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中国革命时期的现实需要，更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整个现代化时期的历史需要。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首先认清什么是“中国”，以及什么是“中国”最内在、最根本、最持久、最深切的需要；此外还必须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个最显然不过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在近代遭遇西方入侵之后逐渐落后，但在此之前的世界中，中国长期处于最为强盛的地位，甚至直到19世纪上半期，走在下坡路上的清王朝，若以总体经济实力而论，也依然占据世界前列。而若以文明程度论，中国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早熟”，使它很早就在文明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而它的坚韧与持久更是无比惊人。只是中国文明在早早定型之后没有再进行任何根本的改变，这使它的历史在不断的循环中显得停滞不前，一个文明原先所具有的青春活力也随着时光的绵延逐渐失去。

这一切，注定了中国具有强烈的自尊与伟大的抱负，也注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根本任务乃是自我更新与自我再造，以使文明古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中国绝不会甘于在人类历史之中仅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尾随者而存在，更不会愿意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中国的革命与建国，以及后来的改革与开放，一切的一切，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坚定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正契合中国的这一需要。不触动王朝政治的统治基础与制度根本，就绝说不上改革自新；而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捡拾其唾余，且不说可行与否，在根本上就先已输了志气。中国必然要走一条与所谓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方面是时代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中国的主动抉择。也就是说，中国要走的现代化之路，必然要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有所超越。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已经显露出危机的端倪，终于在20世纪初期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本身也向需要步入现代化的落后国家发出警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既非唯一的选择，更非最好的选择。而社会主义理论自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诞生的，并且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危机显发的19世纪中期成熟起来。它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社会诊断病症，另一方面设想人类可以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不过，即便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者自身也没有明确开出药方，没有具体描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自身是开放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它意味着人类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而“中国”也必将是开放的。传统的王朝国家业已终结，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是未定型的。

在建国之前，中国至少有两条现代化方案可供选择，一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一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案。虽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是现成的，西方先进国家可以提供现成的模式，但中国最终并没有选择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更没有直接套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成模式。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当时的中国走不通，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直接套用西方现成的经验，结果注定走向失败。根据当时的国情以及世界的形势，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案。虽然当时世上还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还没有国家建设的成熟经验，甚至不知苏维埃政权能够持续多久，但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是有生命力的，它意味着各种可能性，意味着可以建设一个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好的国家，把人类带向更好的未来。

△苏联女兵

在建国之后，中国已经决心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而只有苏联可以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新中国的建设举步维艰。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为新中国提供了友谊与支援，但中国在从苏联输入资金、技术和专家的同时，却也输入了“苏联模式”，盲目地照搬硬套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模式。这一方面与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当然也与苏联社会主义潜在的沙文主义倾向有关，这种沙文主义最终直接暴露出来，造成了中苏关系的决裂。

事实证明，在没有选择现成的资本主义建国之路、而是从自己的既有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选择了社会主义建国之路的时候，中国成功地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当中国直接套用现成的苏联模式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却不再实事求是地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受到了挫败。好在中国及时迷途知返，并且拥有高瞻远瞩的国家领导人，才没有尽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已经显露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的端倪；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探索更是持续不断地把中国带向此前难以想象的境地，最终发展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再者，社会主义也契合传统中国的文明理想。

中国选择以社会主义立国，并坚定不移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有更为深沉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久久积蕴的“天下”情怀，亦即对于世界命运与人类幸福的担当。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传统渊源。遍观古代经典，特别是最能反映儒家思想的六经，就可发现，实现“均平”一直就是儒家的理想。中国社会也很早就告别了贵族主导的社会形态，自春秋末期起，平民阶层就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中国社会的最高理想便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如此便形成一个亲睦协调、团结有情的和谐社会。经济财富上没有太显明的差别，政治统治也会很开明，人们在才智能力上固然有差异，但在修养与心态上却没有多少悬殊。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乃是生活在人群伦常之中，都要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与责任，也从社会中领取自己应得的一份权利与幸福。期待这样一个太平世界的到来，实现这样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从来都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消失过。

△工农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从来都是中国人的美好梦想；而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被中国吸收借用，自然与此有关。同时，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思想产物，故而它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中国选择以社会主义立国，便也含有以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把传统中国再造为现代中国的初衷。在根本上，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依然主导的当前世界的克服与超越，也就是通过探索另一种更好的现代化方式来担当全人类的命运，为人类寻求一种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方式。

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扩张到全球，把人类带到一个问题丛生、不堪忍受的境地。它把原本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变成孤独无依的“个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欲望主体，破坏了人群之间的基本伦常规范；它公然地蔑视千百年来人类世界始终奉行的道德与公理，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任由欲望与功利的泛滥，暴力与色情的猖獗，侮蔑了人自身的尊严，把人降到了相当低下的卑陋程度；它固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一方面是少数富人，另一方面是多数穷人；它还使全世界的资源仅供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享用，把少数国家的发达建立在多数国家的落后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少数富国，另一方面是多数穷国；它无力解决它所造成的问题与弊病，而且它自身也已经开始走向衰朽。在这个时刻，社会主义更应该创造一种美好的可能性，不仅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与弊病，并能够最终取代它，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选择。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明白至为关键的一点：“中国”和“社会主义”，二者都是开放的。并且，二者彼此相连，不断地互相赋予更新、更完善的内涵。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将取决于“社会主义”具有什么内涵；未来的“社会主义”具有什么内涵，将取决于“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通过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来再造自身，并赋予社会主义独特的内涵。倘若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便是再次使中国步入封闭的境地；倘若“中国”自身不再开放，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再有任何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尚未最终定型。它依然处在不断的展开之中。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已经把中国带向了一条不归路，它必须继续往前行进，但眼前并没有现成具体的行路方案。它知道自己最终的目标，也明白较为长期的任务，并据此制定大致的步骤，但它走每一小步的时候都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决不能盲目乐观。实际上，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进行到关键时刻之际意识到面前存在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并以戒慎恐惧临深履薄的心态来克服这些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以便顺利渡过路途中布满的各种险关。当然，中国同时也应该保有一种大无畏的开拓者心态和奋勇直前的强者气概，以充满活力的创造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向光明的未来。

最终，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形式的成熟为标志，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原则、目标常规化，使正义与德性在全社会流行起来，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近成熟的时候了。届时，中国将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成为代表人类进步的楷模，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崇仰的典范；由于中国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象征着人类大同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也将使中国成为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