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为何成了一种社会病？

文/徐贲

现今社会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

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

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特有面子，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非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

粗鄙是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自然而然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这样的社会环境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

针对指责，比利时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

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事后也是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所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