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康震：以平常心看待诗词大会

文|刘爽爽

（财新记者）

元宵节刚过，北京白天的气温还在零度徘徊。康震拿着俩厚厚的红色坐垫出现在小区门口，歉意地解释：“早上孩子刚从老家回来，屋里摆的全是箱子、行李，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在他家楼下的小花园里坐下。他与在《中国诗词大会》节目里一样健谈。从对点评的理解、节目的题目设置、节目未来的可能性、古诗词大众化的争议，到整个传统文化的普及传承问题，抛出什么话头，他都能接住。

采访的后半段是在康震的书房完成的——小区里出来遛弯儿的人越来越多，连着有两家人认出他来，请求合影。

康震喜欢打比方、举例子，在诗词大会点评辛弃疾的“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时，康震引用《中国好歌曲》中歌手戴荃的歌词，说辛弃疾的心情就像《悟空》里唱的“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怀才不遇。

在网上看诗词大会，轮到他点评的段落，屏幕上常飘过“欢迎收看中国相声大会”的弹幕。

“我小时候没有分享这个词，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是个爱分享，爱表达的人。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缺点。”

康震的父亲是大学的哲学教授，母亲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家里往来的叔叔阿姨也都是大学老师。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看完还特别爱给别人讲。“我身边永远有一帮小朋友，一吃完饭就来听我讲故事。讲完书上的，就开始自己编故事讲。讲完《三国演义》里刘关张的故事，就开始讲刘关张的孩子怎么回事，他们的孙子怎么回事。不管我讲什么，他们都听。”父母说他，“整天就知道说，这孩子太贫了”。

受父母影响，他喜欢哲学、文学和历史。如今他的书房大概十平米，几乎被书淹没了。《左传》《资治通鉴》《中国儒学史》《中国美术史》《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等书塞满了书柜。案头有一本夹着两页书签的小书，是一本《蔡志忠中国古籍经典漫画》。康震说，这是前些日子儿子送他的生日礼物，他打算临摹其中一幅插图。

他喜欢画画。《诗词大会》里，他画图，选手猜诗，画得有模有样。但他没接受过一天正规的美术教育。小时候，画画被父母称作“不务正业”，他的课本上“天头地脚都是临摹的画”。一次母亲拿起他的课本，吓一跳，“怎么回事，上生物课也不用画这么多手、脚、眼睛吧？”考试答完题，他就在卷子的空白处画画，看着同学的脚踝写生，明知道会被骂，还是忍不住。

康震在点评中妙语连珠。

考大学时，他本想报哲学系或美术系，后来在家人的建议下还是学了文学。1989年，他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其后又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霍松林学习古代文学，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夏天，康震从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后来，他开始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唐宋八大家，《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也频频出现他的身影。

不同于电视上的开朗外向，采访中，康震更多流露出一个学者的忧虑。他说，诗词大会是一个带有综艺性质的文化节目，它当然会掀起人们学习传统文化、古典诗词的热潮，但说到底，要真正持久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播普及，还有待于建立完善的传播普及体制机制。

“从诗词大会出发，我们可以反思很多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如何进行文化治理？这是很紧迫的问题。”

财新记者：再办第三季诗词大会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康震：我觉得节目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拓展。今年的重点好像还是在唐诗宋词。明年如果办第三季，可以早点做预告，像春晚一样，早早把大会的节目单公布出来，给观众放话。

第一，大会的难度要提高了，广度要拓展了，有本事的尽管来参加；第二，我们的诗词量要进一步增加，不会只将重点停留在唐诗宋词中，《诗经》、楚辞、汉魏的乐府民歌、明清和元代的诗词曲赋，都要大大的增加。近现代一批杰出诗人创作的优秀古体诗也可以加入。

这个预告一打出来，报名参加诗词大会的人肯定踩破门槛，人们对中华优秀诗词肯定也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喜爱。当然啦，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

财新记者：会考虑诗词创作吗？

康震：要在现场即兴创作、评判，还是有难度的。但可以考虑相近的方式，比如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将“怯”字去掉，请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换一个字，然后让评委或者百人团投票看看哪位选手换的字最佳。一般而言，选手换的字当然比不上原作者的字，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更深切的体会原作用字之妙、用字之巧，对优秀诗人的创作艺术会有更深的理解，这也是考察创作力的一种方式。

还可以虚拟或再现一个场景，或者相逢或者别离或者邂逅，展示场景之后，请选手说出最契合这个场景的诗句等等，这都是加深大家对名篇佳作创作理解的方式。

传统诗词的内涵，与音乐、绘画、山川、风俗、乡村等等有很密切的关系，跟生活中很多元素都有关。这些将来可以无限挖掘。

财新记者：诗词大会引起很多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在节目之外，你建议大家怎样学习古诗词？

康震：学古诗词确实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青少年读古诗词，首先要喜爱。如果一个人真的不爱，则真的不必强求。

学习古诗词有几个方面，一要勤于记诵，背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基础功夫，背诵大量的诗词，记在自己的心里，慢慢积累起来，古典诗词短小精悍、内容广泛，你背诵完就等于在心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和数据库，它们会潜移默化的优化着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语汇系统，这就好比我们在不停地更新输入法的词库，之后只要一敲就联想起来了。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把诗书内化于心了，才能外化成语言。

二要大声朗诵、朗读，诗言志，诗词写出来，本来就是用来朗读、歌唱的，只有朗诵朗读出来，才能真正将这首诗的内在情感充分的释放出来，才能打动读者和听众。这是诗词与小说、戏曲等文艺形式在表达上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一个优势和特色。

三是理解。我经常爱举个例子，一首诗就像一个U盘，装在口袋里就这么大，但它的内存可能有十个G。一首诗虽然短，但往往凝练着极为丰富的人生内涵和社会内涵，背后有很大的信息量。

在《百家讲坛》中讲解诗词的康震。

我们读李白的诗，可以想象到李白的个性、家事、人生道路，还可以从中看到盛唐社会开放的风气，千帆竞发、人才涌现的局面；我们看了杜甫的诗，就想到安史之乱的大变动带给民众的苦难。为什么李白的诗这么浪漫？为什么杜甫的诗这么写实？为什么王维的诗这样静谧？每个人的创作都是有来历的，需要我们去寻找。

所以要想真正学好古诗词，了解背后的东西，就要去认真全面的阅读这个作家的作品和人生传记。如果觉得这些还不足，那可能就需要去读这一段的历史，读《资治通鉴》等相关史书，了解这一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历史背景。

财新记者：从《百家讲坛》算起，“国学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这次诗词大会似乎又带动起了新一波“国学热”。你怎么看？

康震：我一直不太同意“国学热”这种说法。中国人喜爱、弘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传统文化长期哺育中国人，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既不热，也不冷，就像一个人的正常体温一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遭遇过非正常状态，如果说现在是所谓“国学热”，我觉得是针对非正常状态而言的。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遵循文化发展繁荣的规律，一点一点地回归到它的本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一个非常欣喜的现象。传统文化的传播、普及、教育终于开始良性循环了。

财新记者：传统文化在国内的普及和继承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现在陷入争议的读经班、女德班。

康震：我们要尊古、敬古，但不能泥古、复古。这是两回事。

尊古、敬古好理解，就是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但是不能泥古，照搬古代更不能复古，不能认为一切都是古代的好。传统文化在当代发挥作用，也要与时俱进，要进行创新和转化，才能真正古为今用。比如说两千年前的服饰不可能完全合乎当代人生活的需要，我们可以借鉴古代服饰美的元素，用于现代服饰设计，但要让现代人直接穿上古代服饰去买菜、扫货，去上班，就勉为其难了。

即便是在古代，也不是说一个人仅仅读经就能成才，就能为时所用。科举考试里，有考经学的部分，也有考策论，考诗文，考时事，考各种实用文体。比如晚清的科举考试题目，有好些都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是由古及今的，是服务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并不是一味的考背诵经书。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都是科举考试出来的，如果只是一味读经，考经文，不可能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

财新记者：你说从诗词大会出发可以反思很多问题，比如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康震：其实只说传统文化太窄了，可以扩大到文化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治理的体系、机制。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层次、有梯度。政府应出面扶持，做公益性的事业，出台一些引导政策；由社会团体支持，慈善人士提供资助或赞助；媒体配合，动员文化学者、高校教师，走向社区、走向城镇。利用相关的扶持政策，有组织分批次地做推广和普及工作。要设计好的机制，要先调研，了解现实情况。

比如，现在有广场舞和公园里的大合唱，我们要善于发现这些自发的社区文化，然后加以引导规范，真正在公共空间建设文化。总之文化传承要以群众为基础，社会来支持，政府来引导。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