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教授：为什么有黑砖窑？为什么穷人会祸害穷人 | 讲座全文
摘要: 孙立平教授：为什么有黑砖窑？为什么穷人会祸害穷人 | 讲座全文黑砖窑事件的真正问题何在？非常高兴有机会把对黑砖窑事件的一些思考向各位做一个汇报。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黑窑奴工与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首 ...
 孙立平教授：为什么有黑砖窑？为什么穷人会祸害穷人 | 讲座全文黑砖窑事件的真正问题何在？ 非常高兴有机会把对黑砖窑事件的一些思考向各位做一个汇报。今天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黑窑奴工与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 首先我们也许需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这次披露出来的黑窑奴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这个事情被披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人们的反思也正在进行，在很多反思当中，人们经常会提到这样的分析思路，比如说资本对劳工的压迫、官商勾结等等。 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我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些分析思路。为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里面有什么像样的资本吗？没有！无论是包工头还是黑窑主，其实都算不上拥有像样资本的人。 这当中有没有像样的权力呢？也没有。被揭露出来的王斌斌，因为他父亲是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所以人们很容易想到这当中是有权力的背景，但正如在那里进行过深入采访的记者说的，其实开一个窑，不一定需要有一个当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往往是缴个几百块钱，就可以把窑场办起来。 我们应该把黑窑奴工现象看做什么呢？我个人的看法，黑砖窑和黑砖窑当中的奴工现象所表明的是一种典型的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的现象。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披露出来的最典型的那个窑是在山西曹生村，这个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偏僻村落，调查人员不得不换乘越野车才得以成行。 从很多披露出来的黑砖窑来看，这些黑砖窑基本坐落在偏僻、落后、穷困的地区，尤其是山区。也就是说，黑砖窑往往是存在于我们国家那些最贫瘠的土地上。 接着，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些砖窑中的经济账。砖窑的经营方式一般是山西一个本地人出土地、出设备，承担税费，打点上下的关系，然后他把这个窑包给一个外来的包工头。 在作为典型的王斌斌的窑中，一年的时间里生产了三百万块砖。记者说，这是当地经营得比较好的砖窑了，一般的砖窑一年也就是百八十万块砖。 然后包工头把这些砖以3分6的价格卖给窑主，窑主9分钱左右卖出去。这个包工头把人骗过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劳动，六条狼狗、几个打手看着。 这三百万块砖窑主收过去，总共给了11万块钱。但这不是包工头全部的利润，因为这些劳工如果第二天还能够劳动的话，最起码也要能够吃饱，就算每天吃窝头、白菜，一人三十天就得150块钱，三十个劳工一年就是五六万。 不用给工资，光是吃的成本，伙食费的成本就得去掉一半。还要养六条狼狗，还得养几个打手，还有其他经营的费用，最后可能就剩下四五万块钱。 大家想象一下，即使这个包工头是一个活雷锋，一分钱也不要，这四五万块钱全部给劳工，三十多个劳工分，每个人能够分多少呢？一个人一年连两千块钱也不到，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块钱。窑主呢？ 一般情况下，窑主的收入和包工头差不多，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窑主，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两万块钱。我算这个经济账，想说明的是什么呢？这是和我们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另类的存在。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 刚才说了，我不太同意用劳资关系去解释这件事，甚至不太同意用官商勾结来解释，这不是要完全否认劳资关系或官商勾结现象的存在。 事实上，行贿受贿、买通、打点等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一年也就一两万块钱的利润，能够勾出什么样的官商勾结出来呢？拿什么去勾？弄不出一个像样的官商勾结出来。 我们还可以再仔细看看这个事件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方。实际上这个包工头一年前也还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人，窑主其实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那些被骗来的窑工，实际是比他们更弱的弱者，老人、小孩、智障者等等。 这样的一个状况，让我们会有一种很深的感触。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追逐利润，如果有5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就会违反各种法律，有300％的利润甚至会冒被绞死的危险。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能够看到像样的资本吗？看不到！ 就是为了这一两万块钱就要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剥夺人身自由，非打即骂，甚至残害生命，所有这一切就是在追逐这一两万块钱的过程中发生的，或者说就是为了追逐这一两万块钱而发生的。 这给我们呈现的可能是过去没有怎么接触到，甚至在我们惯常的思维里很难放进去的现实。这样一种现实，刚才我说了，它本质上是一种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穷人祸害穷人的现象？ 我们现在需要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一种穷人祸害穷人、弱者欺凌弱者现象背后的，是近些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底层的生存生态不断恶化。 这多少有一点像监狱里一样，你在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场所，哪怕为了比别人的地位稍稍高那么一点点，甚至在监狱里你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不被欺负，你就得去欺负别人。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打手，叫赵延兵。当然他打死人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为了一个很高的报酬去打人的吗？不是。 他过去也是这样一个奴工，他过去也被打，那个包工头用气筒打他的脑袋，为了自己不被打，他成为打手，打死了人，连一点报酬也没有，仅仅是为了自己不挨打。在那个黑砖窑当中，有个智障孩子，因为干活慢了，被赵延兵一铁锹拍在脑袋上，过了两天死了，然后就埋了。就这样的一个打手，连一点报酬也没有。 其实这样的现象，不仅仅在黑砖窑当中存在，大家想一想，就是在我们广东发生的事情，前几年被打死的孙志刚，孙志刚被谁打死的呢？也是被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被收容的人打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背后，实际上是一群人生存的生态。 黑砖窑把这样一种生存生态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说，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现象远不是个别的，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而是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前一段时间曾经发生一个事情，在华北的某油田，出现一场突击离婚事件，有几百对夫妻几天之内全都办理了离婚手续，互相打招呼，我们原来都是问“吃了吗？”现在都变成“离了吗？”为什么突击离婚呢？ 因为当时油田出了一份文件，凡是过去买断工龄的，也就是有偿解除劳动关系的，如果是处于离婚状态，就可以得到一个再就业的机会，能得到多少工资呢？432元一个月。 这些夫妻为什么要离婚呢？突击离婚就是为了想通过这个来换得每个月四百多块钱的饭碗。最后假戏真做的也有。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比黑砖窑温和得多，我们心理也容易接受得多，但是本质上它是一回事。一个婚姻的破裂，它对应的是432块钱月收入的一份工作，那边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对应的可能是一两万块钱的收入。这样的东西能够画等号，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在这里，它体现的是一个生存生态在不断恶化的底层当中荒谬而残酷的逻辑，无论为432块钱的月工资收入而离婚也好，还是为了一两万块钱谋财害命、伤天害理也好，体现的都是这样一个荒谬而残酷的逻辑。 而在这样一种逻辑、这样一种生态当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我们可以说从感情上很难接受的现实，什么样的一种现实呢？就是底层的堕落，或者我把它叫做底层的沦陷。 过去我们多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印象，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当中，一端是一群富人，很有钱，但是道德败坏，在另外一端是更多的穷人，很穷，但是勤劳朴实。 但是这样的一种印象，我觉得通过黑砖窑事件被打破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一种勤劳、朴实的贫困吗？或者说我们更进一步地问，这个时候的底层、这个时候的贫困者，所呈现的仅仅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形象吗？不是。这个罪恶，或者说这种突破了底线的罪恶，它的参与者、制造者是穷人和底层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实际上我们从黑砖窑事件当中可以看到，弱者对弱者的残害、弱者对弱者的祸害，可能会达到一种更残忍的地步，因为他没有资源。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部电影《盲井》，这部电影描写了几个矿工，其中一个叫宋金明，一个叫唐朝阳，这几个人表面上看起来也是煤矿里挖煤的矿工，但是真正干的不是挖煤，而是把别人骗来，说：“这个地方挖煤很赚钱，跟我们一起来挖煤吧”，骗来之后就找机会把他们害死，再制造一个事故的现场，冒充死者的家属向矿主要抚恤金、要赔偿。这两个人每害死一个人大约能得到两三万块钱的收入，两个人一平分，然后寄到贫困的家乡供孩子读书、供家庭糊口。 《盲井》当中的情形也好，黑砖窑事件当中的情形也好，都是在底层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底层不断堕落的过程。 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来说在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 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所以这样我们在感情上非常困难地要去面对一句话，那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感情上可能很难接受这句话，而且不能说可怜之人就一定有可恨之处，但是可怜之人当中有部分人有可恨之处，这应当说是一种不能否认的现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现象，一个老头、老太太被车撞了，肇事的车跑了，另一个开车的人送老头到医院里，然后就被赖是他撞的，不但不感恩，而且是恩将仇报，这不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吗？但是你去想，事情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他根本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你想他被车撞了，断了一条腿，手术需要一万五，肇事的车跑了，抓不到人这一万五就得自己承担，而这对他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 然后一看救他的这个人，开的还是不错的车，长得白白胖胖的，看起来还比较有钱，算了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多出一万五吧，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可是人们在这个时候会感受到更深的悲哀，对于贫困，人们觉得给你一种同情还过得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贫困，可能身上还有不少的毛病，人们连点同情都不愿意给你，大家不觉得这是更深的悲哀吗？ 事实是，不公正的秩序不仅使你成为穷人，而且要使你成为一个堕落的穷人。结果是，大家觉得做好事要小心，弱者能够得到的帮助就会越来越少。类似的事情很多，去年有一部电影叫《落叶归根》，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讲的是一个打工者死了，一块出去打工的人把他的尸体不远千里背回家乡。 为什么要背尸？他说我们过去是邻居啊，家里的风俗是落叶要归根啊，所以千里迢迢把这个老乡的尸体背回去，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对他充满了猜疑，死者的家属后来都不跟他说话了。 对此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穷人跟穷人之间可以互相信任吗？穷人和穷人之间会互相关心吗？这是黑砖窑引起我们深思的地方。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黑砖窑事件。 “经济难民”是如何被造就的？ 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黑砖窑事件发生的背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个过程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是贫富分化的过程，一个是社会结构定型的过程。在分析黑砖窑事件时，在日本任教的季卫东教授用了一个词，他把这些窑工看做是“经济难民”。 为什么叫经济难民呢？就是因为他只要还是在他出生和长大的那块土地上，他就几乎已经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这已经是几亿农民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靠种地已经不能挣钱了，农业已经不能够成为一个盈利性的产业，所以他把这些人称作经济难民。 而这种生存生态的恶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但是和这样的一个背景能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近些年来发生的另外一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一场规模空前的财富分配的过程。 这个过程集中发生在最近这三五年的时间里。这样的一个财富分配的过程，有人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是你观察一下你的周围，你马上会觉得世界变了。 “百万富翁”这个词大家都知道。突然之间，大家前后左右看看，包括在座的，四十岁以上的，三十五岁以上的，现在还有哪个不是百万富翁？ 在广州你有一个七八十平方米、一百来平方米的房子，这不就七八十万了吗？再加上家里的破破烂烂，不就一百万了吗？突然之间，前后左右你发现都是百万富翁。 虽然你看起来不像，但是你的东西真的快值百万了。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一个与刚才所说的为了一两万块钱就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形成了对照的财富分配过程。这两年的财富，是以上百万为单位来分配的。 比如说，两年前你有一百万，你买了一百万的房子，现在这房子值二百万，就算给你分了一百万。去年你有一百万，买了一百万的股票，就算你闭着眼睛一直没有看，这段时间起码也两百万了。 但是如果这两年我没有买房子也没有买股票，我就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你就一分也没有分到。而且，对不起，你还得承担这一分配过程的代价，什么代价？你得按照现在的价格买猪肉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和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我们的发展模式当中，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近三十年的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我们的收入好像增长没有那么快，生活改善没有那么快。这个感觉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觉得是真的。那么，三十年发展的财富到哪儿去了呢？我们首先会想到富人拿走了，这对不对？对。但是你仔细考虑一下，富人拿走的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不是一小部分的话，也就是说他拿走的是有限的。 那是国家拿走了吗？这也对，每年我们GDP10％以上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却是20％以上的增长。但是仔细想，其实国家拿走的也有限。 那财富到底哪儿去了呢？按照我个人的看法，有相当一部分的财富没有分配。这个没有分配，哪儿去了呢？我觉得有相当的一部分沉淀下来，沉淀在什么地方？ 沉淀在我们的土地、房子、股市甚至是我们的货币里。所以人民币升值可以说是对沉淀在当中的财富重新发现的过程之一。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说法，“重新估值中国”，就像这座房子，以前三百万都没有人要，现在三千万都不会卖，沉淀在其中的财富是重新被发现的。重新被发现的财富，至少有三个人可以拿走。 第一是外国资本，假如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存在你的银行里，人民币的利率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只要比国外市场的美元利率高，就可以把这笔财富拿走。还有，比如买你的房子、股票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30年积累的财富就可能被外资拿走。 于是现在就出现一个说法，叫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保卫战，这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说法，但其中的问题是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得更通俗一些，肉烂应该在锅里，在锅里怎么分呢？又有两种可能性，又有两个人可以分，一个人是谁？是资本。一个人是谁？是劳动。 底层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的生存状况 近些年来的经验表明，按劳动分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在计划经济中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好的市场经济当中也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像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得很快，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因为它有一套机制。 这个机制是工人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而且它有行动的能力，这样资本要做出让步，工资才会提高，但我们现在的制度没有办法容纳这个东西，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叫做群体性事件，要消灭在萌芽状态。 没有按劳动分配的机制，又要按劳动分配，可能吗？现在我们说构建和谐社会，至少从这个本意来说，上面也是想让劳动多分一点，但是没有这个机制，分不下去。 按劳动分不下去怎么办？就只能按照资本来分，所以股市火爆，房地产火爆，为什么？就是现在最现实的财富分配过程。网上有人说买股票去分享改革成果，这是看明白的人。 刚才我说的，按资本来分。你买了一百万的房，就给你分一百万，你去年有一百万钱的股票，也给你分了一百万，但是如果你既没有买股票也没有买房，只是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了，那一分钱也没有分。 这个财富分配的过程规模有多大呢？至少在十几万亿甚至到几十万亿。假设就是十几万亿，是什么概念？我们每年的工资总额，加在一起也不到三万亿，但是现在是发生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财富分配的过程。 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黑砖窑发生背景，为了一两万块钱一年的获得，就要伤天害理、谋财害命，大家不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吗？一种巨大的反差吗？在这个东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我们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非常值得重视，这两个过程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结局。 事实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在发生着一些重要、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资源的配置。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们用一个朦胧的眼光去看，它是由中心向周围扩散的过程，那时候农村开始有了生机，城市当中的下层成了最早的万元户。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整个的方向改变了。中国的事情很奇怪，1997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原来中科院社会学所老所长陆学艺跟我说，他到上海去，上海人跟他说，1997年之后上海是一年一个新变化，但是见到农民，农民说1997年之后我们是一年不如一年。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整个社会的资源在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少数阶层、少数个人手中集中，资源是一个集中的过程。 前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大树进城运动”，各个大城市都从农村弄了很多长了甚至上百年的大树，而一棵也就五百块钱。什么意思？ 就是你那个地方连长棵漂亮点的树都不配。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说明什么？资源的集中。贫富集聚的变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的。资源集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格局完全变了。 第二个是结构定型的过程。什么是结构定型的过程？八十年代也有贫富，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 在座的年轻朋友比较多，你们肯定有希望，但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到现在还没有富起来的，我说够呛了。这个社会定型了，不太容易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门槛高了。 你看最早的那批房地产商，有的是借来几万块钱就搞房地产。现在别说借，就是给你五万、五十万、五百万，你搞一个房地产试试？没有可能，门槛高了。这个社会开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 八十年代的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当时往往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家庭没背景，机关、国营企业进不去的那些人，还有那时说什么人富起来？不三不四的人富起来了，还有山上下来的，就是刑满释放回来的。 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但是如果现在还是在下层的，上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就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层状态，或者说底层状态是和这样一个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给每个人以生存的空间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一下优化社会结构，营造多数人生存的空间。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的社会当中，我们如何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生活的位置，能够有一个生活的空间？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下层的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 就是下层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已经分出来，刚才说已经定型了，而且定型之后越来越表明你对社会是多余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下层在社会当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他的位置。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人，只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他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应当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底线，不仅仅是一个伦理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是一个正义的底线，我们还要有一个很现实的底线，就是使得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得最差的人、最贫穷的人，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立锥之地，能够安身立命，因为这是人，不是动物。 讲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有一些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直接关联，还有一些不直接关联，比如说发育中产阶层。 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两点。第一，保护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叫贫困群体也好叫弱势群体也好，我们叫下层或者底层也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存在，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 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下层、社会的底层，能够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我说的意思。 在上海浦东刚开发的时候，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那时候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夫妻两个人都失业没有工作，没有关系，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 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够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是浦东，二十个都可能剩回十五个来。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因为生态的改变而丧失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 比如说原来上海把多少平方米以上的小食摊、小饭馆全部取缔了，可能十几万人就因为这个失去了谋生的机会。当我们看到所谓城中村、贫民窟、城乡接合部，看着有碍观瞻都要改造掉时，可能又有无数人的立锥之地丧失了。 我觉得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接合部的受益者。你想还可以按照现在的价格买到这个菜，你说贵，我说便宜多了，为什么？因为运菜的、买菜的，就是生活在脏乱差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 如果运菜的住在别墅里，菜提高一倍的价格也不会卖给你。说现在的房子价格贵？那现在建房子的人，搬砖头的是睡在工棚里，如果搬砖头的都住在别墅里、三居室里，那房价比现在高一倍，你都拿不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不想这一点，我们也是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秩序，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关键是管理的问题。 不但下层的生存生态在这样的城市管理中不断地恶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这就是摊贩和城管的矛盾。去年北京有一个崔英杰，杀了一个城管。 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都是下层。那个城管其实是一个克尽职守的城管，崔英杰原来在部队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军人，先是当保安，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别人都是买二三十块钱的破车，城管来了自己跑了，车给扔了，结果他借三百块钱买了一辆新车，没收了这车他是什么感觉？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两条生命的悲剧。 结语：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何来保护，甚至是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 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小企业，还有要优化社会结构，如何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让你贫困但不至于绝望。 社会当中有下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下层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是还是多少有希望的一个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流动的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刚才说门槛太高了，你改变自己的地位机会少了，而且地位已经开始在世代之间传承了。 现在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 其实，一个社会当中，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就是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种社会流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就业。历史上，传统社会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科举，每年考上的为数寥寥，但是给无数人提供了一种希望。“文化大革命”那么荒诞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有两个希望：入党做官、参军提干。 这里尤其要强调一点，就是在保护和改善下层生存生态当中的政府责任。穷人、弱者已经到了那个状态了，他没有能力自己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甚至保护自己都没有可能，你想想黑窑工，外面六条狼狗，还有一帮打手，怎么为自己守卫底线？ 这个时候，谁的责任？政府的责任。但是从整个黑砖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基层，表明的是一种政府责任普遍的放弃。在这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关于底层的最基本的取向呢？是有的，叫什么呢？就叫别出事就行。 而在这样的一个取向当中，政府维持正义，给社会的底层以基本的保障和底线的这个责任被放弃了。黑砖窑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后，南都发了一个很好的社论，“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文明的底线”，这一点应该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强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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