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陈平原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来源:《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200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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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与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代表谈起了时下热门的“高校排名”。（点击查看内容详情）

过后，许宁生向媒体回顾了谈话内容：

“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中国自己主导的目标体系，而不能框限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总书记肯定了我的这个观点。”

“总书记讲到，大学更重要的是底蕴，不要太过在意那些国内外的大学排行榜，不能用干巴巴的指标评定人民心目中的好大学。”

“他说，办大学，最重要的是人们心中的声誉，是自己的底蕴，是自己的积累。这是需要长期积淀之后在人们心中形成的。”

“总书记也提到，现在国际上和国内都有不少高校排名，这个排名可以看看，但不能过度依赖。靠几个数据，是说明不了一个大学是怎么样的。”

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主任段树民教授则强烈建议暂停教育部进行的学科评估和排名（点击查看详情）。段树民担忧的是，由于评估由高校主管部门进行，评估结果势必对学校的声誉、招生的生源产生影响，也因此给高校很大压力，众多高校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准备和应对学科评估的指标做文章。这导致很多高校在学科布局和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围绕学科排名指标而进行，忽略了学科发展的实质内涵建设。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谈到“大学排名”时就说——大学排行榜好不好，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 

以下即为陈平原老师《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原标题）全文：

点击查看：2017两会提案议案排行榜（每日排行、总排行榜）

前段时间，我回广州参加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所见所闻，大有感触。好多问题，大家提出来了，希望我解答。

第一，不断有回来参加庆典的校友询问校长，我们学校排行第几？校长明知这种问法不科学，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尽量挑最好的排名来答复。大家知道，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榜上，位置不一样。不仅校长，各个院系的主任，都说排名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学排名，如今成了各大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不例外。

第二，前些天报纸上说，英国的《泰晤士报》推出全球最佳大学排名，北大排名第十七，清华名落孙山。我的第一感觉是，有没有搞错，是不是周星驰版？在我看来，北大没那么好，清华也没那么差。北大清华，伯仲之间，如果强行拉开距离，这评判肯定有问题。

第三，2001年，中大校方在校园里发起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据说效果很好。大家希望听听我的意见，即，你怎么看待这场大讨论？

第四，开完庆典会，我顺便到一所师范院校演讲，谈大学精神。开放提问时，有学生希望我谈谈陈寅恪先生，如何评价他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主张。我问：你读过陈寅恪的书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也喜欢谈陈寅恪，这让我关注。

第五，老同学见面聊天，有幸灾乐祸的，也有忧心忡忡的，他们问我：为什么大学老出事？一会儿北大博士生录取有争议，一会儿北航招生大舞弊，一会儿南师大女生陪舞，一会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虽然大学毕业20多年了，但说起大学，同学们都有一种青春想象，觉得大学里的教授们应该很纯洁、很崇高的，现在怎么变得乱七八糟？这让他们很难接受。

那么，大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下面我就试着略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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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大学排名

对于大学排名，我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你不妨各取所需，但总有让你感觉很尴尬的时候。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个月前出台的一级学科排名；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这其中最滑稽的，还属《洛杉矶时报》的排名。

前不久，很多报纸都登了这么一则消息，说是美国人评出中国十所“最受尊敬的大学”和十位“最受尊敬的校长”。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是清华、北大、浙大、复旦、南京大学等，第十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呢，第一名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第二名是西安翻译学院校长丁祖诒。西安翻译学院这几年广告做得很凶，而且经常制造大众关注的话题。比如宣称他们的学生如何“畅销”，还没毕业就被定购一空，而且月薪极高等。后来记者深入调查，没那回事。现在这个排名，同样使大家很惊讶。清华北大哪个排在前面，大家都能接受，复旦、浙大、南大也都是好大学，但西安翻译学院怎么可能跟它们并列在一起？这实在让人震惊。后来，经有心人核查，发现这个“中国最受尊敬的十所大学”排名，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的广告版上，负责排名的“美国50州高等教育联盟”，不是美国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是一个美籍华人今年5月份刚在美国加州注册的公司。报纸上除了排名，还有西安翻译学院的照片。在广告栏里出现了某所学校的照片，大家纷纷追问，到底是谁花的钱？西安翻译学院说他们没花，是人家主动跑来送获奖证书的；但再一问，北大没有收到这个证书，清华也不知道他们得奖了[1]。这个排名，我相信学术界、教育界都不会当真；可问题在于，此举广告效果极好，起码吸引了众多眼球，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排名这东西，信也不行，不信也不行。不要说局外人，就连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的人也看不懂。形形色色的大学排名，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很难受。

大学排行榜好不好，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取决于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

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算是最认真的了，可也颇多非议。我开玩笑说，以后大学里应开设一“填表”专业，教导大家如何“恰到好处”地公布各种相关数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很关键。当然，表格的设计更关键。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国外，北大在清华之上。

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如果像上回公布的那样，北大文科所占分数只等于清华理科所占分数的四分之一，就必然出现工科院校排名普遍在综合大学之上的情况。于是，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中国科技大、华中科技大等，排名都在很多很好的综合大学之前。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硬件指标，即国家拨给或企业资助的经费；其次，院士数目，文科没有院士，而“著名学者”又不是可以准确把握的概念。综合大学的人文与社会学科可能人才济济，但无法量化为“有效指标”，再加上科研经费少，无法跟理工科院校比。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它不靠统计，主要凭印象、凭直觉、凭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出现了。那个让北大人欢欣鼓舞的《泰晤士报》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17；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据说，这次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居然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2]。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非要一个中国代表入围，那就上北大吧。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大学发展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这一设想，使大家认定北大非常重要。北大在现当代中国的政治史上，曾发挥很大作用，这一点，给各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排名时大大加分。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大学排名，外国人做的偏“虚”，中国人做的偏“实”；太虚太实，在我看来，都不太可靠。按照目前中国的趋势，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所以，我才需要努力为玄虚的、可以感知但无法量化的“社会声誉”辩护。

常听人吹嘘，说我们学校、我们院系如何了不得，说的基本上不是建筑，也不是仪器，而是著名人物，或者说“名教授”。这个思路，其实是回到了70年前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讲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名教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凝聚为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大学的关键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段名言，现在常被喜欢谈论教育的朋友引用，影响极大。

其实，早在1912年，马相伯在严复辞职后，短暂代理了北京大学校长，他的就任演说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只是着眼点不一样，针对的是大学生：“诸君皆系大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段话，刊载在《申报》1912年10月29日，题目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刊行的《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有收录，可以参阅。这里强调大学之“大”不在校舍，也就是梅贻琦说的不在大楼，而在于师生的学问境界。对于大学来说，“人”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包括校长、教授和学生。因此，我对于大学排名的过分重“物”而轻“人”，很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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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大学精神

我发现，现在中国的大学，“大师”难得一见，“大楼”却很辉煌，这都是托校庆的福。大学不是不要大楼，而是更需要大师——这样解读，才不至于将真经念歪。自1998年北大成功举办百年庆典以来，各大学的校长们，都懂得利用校庆的机会，好好地树立自己学校的形象，同时获得诸多实际利益，包括“大楼”。借助校庆的宣传，使得学校大名远扬，这很重要。向内，凝聚学生和老师们的共识；向外，扩大声誉，让校友们感到骄傲，也让外界了解这所大学。这是校庆最最重要的工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到关于大学精神的话题。那天我到广州，刚下飞机，就被拉去参加广东电视台的“前沿对话”，那是专门为中山大学校庆做的节目，作为校友，我不能不尽力。事先没沟通，突然被问及对于2000年中大校园里开展“中大精神”大讨论的看法，真的很狼狈。我知道有这么一场讨论，也见过那本《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3]，可说实话，当时只是翻翻而已，并没认真对待。稍微迟疑了片刻，我做了如下答复：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等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场“南北学者对话”，被在场的记者记录整理，刊载于2004年11月12日的《南方日报》上（参见《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我下面要说的大概意思没变，只是略做发挥。

第一，我不太相信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除非你说的是“爱国”、“民主”、“科学”那样的大话。可如果上升到这个层面，各大学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有所阐释，引起某些权威人士的不满，于是，有人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讲北大，还是要讲爱国。我的答复是：这话说了等于没说，难道其他大学的师生就不爱国？这样来谈论某某大学精神，很危险，容易简单化，而且上纲上线。

不管是“北大精神”，还是“中大精神”，如果真的需要提炼，也应尽量避免“定于一尊”的思路。不妨各说各的，百花齐放。因为，用一句话来概括几万乃至十几万师生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只能高度抽象，那样，弄不好就成了另一种校训。大家知道，“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总结。半年前，互联网上曾流行各大学的校训，我仔细看了，觉得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不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很多大学校长及校史专家，都特别爱提校训，似乎这东西真的就像魔咒，有旋转乾坤之力。在我看来，校训没那么重要，它只是表达了一种愿望而已。就像口号，喊得多了，大家记忆很牢靠。至于是否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只有天知道。百年校庆期间，我们讲了很多“北大精神”，事后，外国留学生问我，是不是中国高等教育比较落后，大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自我感觉太好，才会以一所大学来命名某种精神。想想不无道理，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并积极提倡自己的“大学精神”时，确实是有点夸张，很容易成为一种变相的政治口号。

第二，我不相信有凝定不变的大学精神。如果说真有“北大精神”、“中大精神”的话，那也是经由一代代师生的努力，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只要大学存在，她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未完成时——有大致的发展方向，但更需要一代代人的添砖加瓦；而后人的努力，必定对原有的方向有所修正。所以，我更愿意说大学传统，她比大学精神更实在些，也更好把握。而且，一说传统，大家都明白，那是在培育过程中的，是没有定型的，还在不断发展。

第三，虽然不相信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大学精神”，但我还是很欣赏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既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畅想未来，是一件“可爱”但“不可信”的工作。说“可爱”，是因为此举可以凝聚人心，珍视传统，发愤图强；说“不可信”，是因为此举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愿望，不能作为一个历史学命题来认真对待。

也正因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试图将关于“北大精神”的讨论，转化为“北大故事”的讲述。下面我就来谈谈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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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大学故事

讲述大学故事，可以有高低、雅俗之分。1993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研究的时候，翻阅了好些东京大学百年校史资料，也读了其他各国大学校庆的出版物，对此很感兴趣。几年前，我的《北大精神及其他》[4]出版，因其中谈及我对校庆出版物的兴趣，不断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此类东西；上海有位朋友，还专门帮我收集世界各国大学的校庆纪念邮票。这当然是后话了。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5]，写了《老北大的故事》[6]，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者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于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紧接着组织了一套“老大学故事丛书”；而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还有好多谈论大学的丛书，也都是这个路数。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梆梆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一时间成为出版时尚。可书一多，鱼龙混杂，做滥了；也会讨人嫌。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关于大学研究的著作，比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共12种，除了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稍微涉及人物，其他人讲的，大都是大学该如何管理这样的问题。就学校的组织及管理者来说，他们会觉得，我这个研究，虽然也有意思，但不算教育学。好在我也不想挤进教育学家的行列，我讲的是人文，涉及文学、史学、教育等。换句话说，我理想中的教育，不是专业化的、只能由教育学家说了算的“小教育”，而是所有知识者都必须面对的、也都有权利插嘴的“大教育”。我希望做人文研究的，还有做其他专业研究的学者，都来关心教育问题，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里面来。这两年，也有不少教育学教授认可了我的研究，说我的文章写得有趣，不像他们谈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的那样坚硬。不仅仅是文章有趣，希望有一天教育学家也能同意：“大学故事”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课题。

我这样提问，希望大家不会觉得突兀：在大学里，谁最关心、而且最能影响大学传统的建构以及大学精神的传递？是管理者，还是大学生？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承认学生们在承传大学精神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话，你就能体会到我所讲的大学故事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大学都建立了校史馆（室），校方有意识地建构历史、表彰自己的光荣传统。但真正的校史教育，不是靠校长、院长、系主任来讲的；真正承担如此重任的，是学生宿舍里熄灯后的神聊。这种颇具学术色彩的聊天，纯属自发，带有自娱性质，但褒贬之间，大有讲究。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精神、大学传统，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神聊”而得以延续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流传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感情色彩。大学四年，即便没有专门的校史教育，单是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能让你对这所学校有所了解，有所认同。假如你在首师大、华师大或北京大学念了四年书，还没听到过此类有趣的故事，要不是学校太刻板，就是你读书太不灵活。

这些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比那些确凿无疑的口号、校训更实在，也更有用。它经过一代代教师学生的选择、淘洗以及再创造，必定有其存在的道理。说“再创造”，是因为大学的故事日夜都在生长，都在起伏与变形。我在北京大学教了20年书，经常有学生问，老师，听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是真的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听。不能说毫无踪影，但想象发挥的成分很大。如今，我们也成了学生编造故事的对象。我相信，这些故事，日后有少数传下去，绝大部分则很快被遗忘。其实，常被提及的关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故事，也都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开去的。人的“记忆”并不简单，有很大的选择性，我们只记得我们愿意记得的。我做校史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校园里广泛传播的故事，都有影子，但都不太真实。如果没有影子，胡乱编，传不下去；编一个跟这人性格完全相反的故事，更传不下去。别小看“口耳相传”，就像民间文学一样，它也有一套自我保护以及甄别真伪的技巧。传得下去的故事，往往是跟我们所认定的这所大学的传统比较吻合，也跟这个人物的性情比较接近。或许形不似，但神似。所以，每当人家要我讲什么是“北大精神”时，我总是掉转话头，讲几个北大的故事。听完故事，学生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老师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常有人要我举一个例子，最能体现北大特点的，那种情况下，我通常举蔡元培。今天我们纪念蔡元培的时候，会强调他执掌北大十年的各种贡献，比如扶持新文化运动，还有他在北大组织进德会等。除此之外，我特别关注他的一个观念：“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对不同学术思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同时包容。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记得辜鸿铭的故事，还有林纾的故事。虽然“逸事”与“正史”之间，有不小的缝隙[6](P28-36)，但大致的精神没错。另外，他请没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到北大来教书，也是大家乐于传诵的。这些事情，体现了一个大学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这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原故。一定要说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包容性比较大，包括对各种各样“主义”的提倡。今天我们提到新文化运动，往往只强调“新”的一面，尤其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同时在北大出现，任由学生自主选择。大学不同于中学，就在于它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通过自由竞争，有一些被淘汰，有一些留下来，就在这选择的过程中，学生成长了。尽可能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这是大学的任务。像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故事，在北大很多，而在蔡元培校长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我认为围绕蔡元培先生的一系列故事，最能体现所谓的“北大精神”。

现编的故事也好，流传久远的传说也好，学生们听了，明白其中的奥秘，这就行了。有趣，耐读，让人浮想联翩，虽然不能完全证实，但这样的故事和传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文化财产。当然，讲述大学故事，必须经得起听众的考验，不能做成纯粹的广告。在这一点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编出有趣而且传神的故事。对于大学而言，积累资产，积累大楼，积累图书，同时也积累故事。对于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来说，“积累故事”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代代学生记忆里最难忘怀的。几十年后，诸位重新聚会，记得的，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以及校园里有趣的人物，而不是老师们讲授的具体课程。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鲁迅回忆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记不得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我想，关于大学、关于大学生活，日后大家记住的，很可能都是自己喜欢的故事，以及自己热爱的教授的音容笑貌，而不是具体的课程知识。

各种有关大学的书籍，都会涉及到大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但有一点，我说的这种“音容笑貌”，这些有趣的故事，大都属于已经去世的，或早已退休的。我们这一代学者，有没有故事值得大家传诵，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大发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住，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未名湖边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能否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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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5月4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几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2002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傅斯年以他当时的地位努力抵抗，大声疾呼，保持学术的独立。1950年12月，他在参加台湾省参议会，跟人争论大学独立，拒斥政府对大学的改造时，说到激动处，脑溢血当场去世了。台大校园里，常常被人提及的大学校长，就是傅斯年。台大校园里，有纪念傅斯年的傅园，在主校区办公楼前还建了一个悬挂傅钟的亭子。这是台大学生政治性集会的地方，也是其争取民主的象征。现在台湾的状态很不乐观，但年轻的学生说起他们的老校长，依然会很激动。

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他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80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7]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8]，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涉及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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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它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时，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一些行为表示不以为然。在私人通信里，鲁迅说得更明白。1933年6月18日的《致曹聚仁》，也提到这个问题。信里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注：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老一辈看待师生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齿。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不少是当年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9]。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10]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两三年前的一个教师节，我正在飞机上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讲课效果好与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的人格修养。就算是知识传授，也必须通过沟通和对话才能实现。因此，老师这个职业，在我看来，没有消失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随着师生间距离的拉大，我担心韩愈《师说》表达的那种理想，很难再出现。记得1920年代中期，梁启超应邀到清华学校讲课，希望把他想象中的教育理念落实到现代大学里。他希望跟学生们有更多的直接交流，能够以自己的人格力量来影响学生。可讲了几年课，梁启超说自己失败了。上课开口，下课走人——他当时住在天津，每星期和学生也就见一两次面，无法深入交谈。这种状态，和他当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跟康有为念书完全不同。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是师生在一起共同生活，这种教育状态，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回到教育史的问题。晚清以降，欧风美雨，西化最明显的，是大学制度。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也学西方，但学得不彻底。唯有大学学得最像，甚至连戴博士帽的方法，都学得惟妙惟肖。学得像也有问题，因为，大学不是工厂，大学必须落地生根，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不断强调跟国际接轨，向国外的大学学习，但相对忽略了传统中国的教育精神。长辈的学者，比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还有这种追求，一直在讨论如何将传统中国教育精神和西方大学制度结合在一起。1921年，蔡元培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演讲时，便强调应该把孔子、墨子的教育精神，和18世纪英国的培养绅士，比如牛津、剑桥，19世纪德国的培养专门家，比如柏林、洪堡，以及20世纪美国大学的服务社会，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这几种观念结合在一起，方才是他理想中的大学教育。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实验、系统的课程建设。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现在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的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大学排行榜的好坏，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统计数据的方式以及具体操作是否严谨。大学评价不能重“物”轻“人”。对于“大学精神”，我认为没有凝定不变的东西，也不相信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十几万人近百年的努力，有关讨论是“可爱”而“不可信”的，而我宁愿把这种讨论转化为讲述“大学故事”。

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经过一代代师生的选择、淘洗和再创造，以活灵活现的形式，不断传承并塑造着大学精神。它同样可以成为大学史乃至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大学教授是大学故事中的主体，如何实现古人“从游”之义，坚守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道德准则，经得住金钱和名位的诱惑，已成为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回到“尊师重道”上来，在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和转化中，重建师生关系，重塑教授形象。

【以上部分为本文摘要】

参考文献：

[1] 大学排行榜疑似付费广告[N].北京晨报，2004-11-17.

[2] 《泰晤士报》推出最佳高校排名，北大跻身全球前20名[N]，中华读书报，2004-11-10.

[3] 凝集中大精神——“中大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大讨论文集[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4] 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5] 陈平原.北大旧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6]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7]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3(1).

[8]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A].当代中国人文观察[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0:71-73.

[10]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86:162、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