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今天专门谈谈我研究冷战时代中美在东亚地区的关系的体会和一些新思考，供各位老师和同学参考，也希望与各位交流。

中美关系史领域真正展开学术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7年进大学后，我开始阅读有关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印象里当时影响很大的有3本书：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丁铭南等先生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刘大年先生的《美国侵华史》。当然，几乎所有近代史图书都涉及中美关系，例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影响也很大。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中美关系史著述，最深的体会是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认识框架，提供了几乎一致的视角，即从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着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等这样的视角，叙述两国关系的历史。这种叙事有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学术研究的长足进步，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得直率一点，是有严重缺陷的。以1980年代历史学界的研究为基础，这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研究成果，包括系统的通史类著作和大量高质量的专题研究著作。在此不作全面介绍，只是结合今天的讲座指出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即非常缺少对中国方面的政策、行为和其他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的历史叙述。如果仔细阅读已经出版的一些中美关系史论著（特别是通史类）的叙述框架，说它们依然是美国对华政策史或者说是美国对华关系史，可能更确切一些。

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历史相册《中美关系200年》，很值得看，美国前总统卡特还专门题辞。著名的美国研究学者王缉思先生撰写了前言，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中美关系史中“中国是决定性因素”。他的意思是，“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事实的确如此，翻开中国学界的叙述，中美关系史的演变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变动来定义的，例如，近代中美关系史是以1840年到辛亥革命为一个阶段，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出现了大变动，而是中国出现了从王朝变成共和国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之后所谓“民国时期中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美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中美关系”等等，也都一样。而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我们根据中国史界定中美关系的发展阶段，但叙事的内容几乎都是以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主的。

从学术角度看，出现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档案开放——尤其是建国后档案开放不够；其次则是改革开放之前，研究受到限制，主要目的是为特定时期的政治（包括革命外交路线）服务。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做系统和深刻的学术史反思，这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至关重要，涉及根本性地调整分析框架。我也在基于对学术史的反思，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不断修订之前的分析和判断的看法。

根本调整分析框架需要做大量工作，包括挖掘整理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这是基础性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只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叙事。研究当代历史本来就是在冒险，因为有很多档案没有开放，或因其他原因还无法阅读。我截至前年所看到的美国国务院编辑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已经出版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很多文件。我国外交部档案解密到1965年，后来又暂停了一段时间（何况外交部还不是负责外交的唯一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从中受益。我们都力图在研究中尽力而为，根据新发现的历史档案，调整叙事方式，当然进一步希望重建新的叙事架构。

以上的背景介绍是帮助各位了解中美关系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谈谈我们现在应该和可以向哪些方面努力。

第一个问题是试图通过研究,把中美关系和冷战这两个同时发生、相互影响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寻找更具有解释力的视角和叙事方式。并非我要为所欲为，而是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的各种事态和国际关系等，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包括对双边关系、两国国内政治等的影响等等，非常紧密也更为直接。如果把中美关系历史横剖开，起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可以专门叙述，现在也有必要做层次划分更细致的研究。

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层次，这与我们研究的时间段有关，即从冷战背景分析中美关系对全球冷战进程的影响，以及反之，全球冷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稍微回顾便可确定，例如中国在冷战时代形成的基本世界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值冷战进入高峰期，长期进行国内斗争、主要精力在指挥作战的那批中国领导人，必须立即开始应付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各种事务，而他们面对的外部世界的核心特点就是冷战，这必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历史地看，这种影响在开始阶段就有一部分来自苏联的经验，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这在当时也很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包括向苏联“一边倒”、世界革命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大三角”等等，都是他们对全球战略态势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回应，转化到行为中，也确实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一些影响。现在谈论比较多或者比较熟悉的诸如各种“战略三角”实际上是1980年代留给思维的烙印，以为把很多复杂的关系都解构成“三角关系”比较好理解，其根源至少部分是冷战时代与美国一起应对苏联扩张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是双边关系。双边关系是一般老百姓都能感觉到的。例如最突出的台湾问题，它既不具有全球性，也不具有地区性，但中国政府经常讲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双边关系简单的划分有三类：第一类是涉及中国国家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事务等。第二类是经贸关系，例如2015年，美国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总贸易量达到约5600亿美元。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曾经告诉美国商界，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这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的想象极限。现在中国国内对美国批判比较多，比如“亡我之心不死”、遏制中国等等。反过来想，这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顺差最多，达3000多亿，所以，对中美关系需要有更全面的认识。第三类比较敏感，即意识形态斗争，不具体讲了。

回顾中美关系历史，两国关系一直是扛着各种麻烦、困难向前迅速发展。面对世界上这个很独特的外交现象，与其钻到一个矛盾里面，不如放开眼界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矛盾，中美关系仍然能够基本稳定且比较快地向前发展。落实到现实中，就是为什么同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例如：美国是中国人留学的首选地，美国大片是外国进口大片里上座率最高的，还有化妆品、时尚品牌，等等，两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上变得越来越密切。这种矛盾的现实值得注意且不容易回答。

第三个层次就是在中美在东亚或扩展些说在亚太地区层次的关系。从地区层次界定和研究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是东亚地区本身的特点，这里在冷战爆发后，持续爆发了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过的大规模热战，冷战时代的一半时间有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第二，中国在东亚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中央国家，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吸引着中国的主要战略关切，这里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在塑造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方面更为直接。其影响也不会因为冷战这一历史时代的结束就淡化了，反之，随着中国向世界中心快速移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突出。第三，冷战时代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包括前期的热战和后期开始在推动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诸多重要因素中，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和深刻的。

回溯历史，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包括持续不断的地区战争，以及“一战”、“二战”等世界大战。后来在美国帮助下复兴并出现了欧盟。北美成为一个世界中心同美国世界地位形成是分不开的。美国在“二战”以后独步天下，一直到北美贸易圈的形成，伴随着美国在全球各地的介入和扩张。美国扩张的目的不是攫取领土，而是塑造新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种试图覆盖全球的秩序，造成了战争与冲突不断，其中包括了美国在东亚持续大规模的军事介入等等。

东亚地区向世界中心移动过程能否避免欧洲和美国的老路，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答案部分存在于冷战历史之中，因为这里的崛起是从冷战后期开始的。中国发展速度快，加之幅员辽阔等先天禀赋，所以总说“中国崛起”，但事实是亚太群雄并起。中国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已有“四小龙”、“五小虎”等，这是一个整体性上升的势头。记得邓小平当时说过：再不努力，以后可能追上的机会都没有了。例如，日本在“二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1960年代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中国借助苏联援助也获得迅速发展，但“文革”十年的停滞是致命的），1970年代全面复兴，1980年代在亚洲的投资超过美国，以致1990年代美国盛行“日本威胁论”。再例如韩国，根据一些国际评价指标，它已经可以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像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人口都是过亿的，也在发展，这是群雄并起的态势，各国虽有快慢之分，大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我有次去葡萄牙开会，在接待晚宴上与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聊天。他跟我谈全球化时，认为世界历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葡萄牙和中国。理由是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大航海开始，然后到中国改革开放完成。回看东亚，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东亚全面复兴繁荣的极为关键性的事件，是这个地区能整体进入世界体系并开始向世界中心快速移动的关键一步。当然，永远繁荣发展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但这个地区毕竟还存在一些不可预测的前景，比如现在的朝核危机，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若将来发生地区性冲突，同“朝战”“越战”会不一样，它的全球性变得更突出。所以，把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展开研究，其必要性变得越来越凸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