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代周刊》总编辑和CNN总裁沃尔特·伊萨克森在他1986年撰写的《六位友人与他们缔造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美国外交史概念：“智者”（The Wise Men）。按照他的看法，自从1945年杜鲁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手合众国总统一职，继而不得不直面战后世界秩序这一重大命题的挑战开始，白宫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判断就极为倚仗一个由东海岸资深外交官、律师和银行家组成的“智者”圈子。“智者”们大多曾经担任过政府公职，具有超越党派偏见的眼界、不被意识形态激情所左右的务实态度和基于外事历练形成的精准眼光；在确立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和撤出越南的决策过程中，他们的建议曾经对白宫和国务院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代“智者”仅包含艾奇逊、查尔斯·波伦、艾夫里尔·哈里曼、乔治·凯南、罗伯特·洛维特、麦克罗伊六人，嗣后又加入了罗伯特·施特劳斯、亨利·基辛格、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要角。而在布热津斯基于5月26日病逝于弗吉尼亚之后，“智者”一代最终结束了他们近70年的辉煌历史。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有意无意地，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充当了彼此作为学者和国务家职业生涯的镜像。他们都出生在欧洲，前者是德国犹太人，后者是波兰人，受纳粹上台和“二战”进程的影响而随父辈流亡到北美。两人都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基辛格精研梅特涅时代的欧洲外交史，布热津斯基则专注于解析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权；在1959年，他们甚至为角逐哈佛的副教授资格展开过直接竞争，最终基辛格胜出，布热津斯基则转往哥伦比亚大学。

他们都曾与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位成员建立过深厚友谊：基辛格是与纽约州州长、共和党重要领袖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为他跻身共和党人尼克松的内阁奠定了基础；布热津斯基则是与纳尔逊的弟弟、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在此过程中他结识了民主党籍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并在1977年最终加入后者的政府。在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期间，两人都与当时的国务卿关系不睦，也都擅长利用媒体宣传来增加自己的个人光环。甚至在结束政治生涯之后，他们依旧会为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元老地位展开隐性竞争：基辛格转向了熟悉的历史研究和中美关系分析，布热津斯基则热衷于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就连他们擅长使用的学术工具也是纯欧洲式的：基辛格推崇均势理论，布热津斯基则钟爱地理政治学。

美国著名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如果说这两个人存在一项根本性差异的话，应该说：基辛格作为犹太人的“非国家化”背景使得他更乐于把权势政治本身、而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视为绝对效忠的对象，而布热津斯基的波兰人血统和命运，从一开始起就决定了他在美苏关系上的基本立场。

老塔德乌什·布热津斯基曾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派驻德国、法国和苏联的资深外交使节，参加过1920年抵御红军西进的华沙保卫战，也在30年代后期的莫斯科近距离旁观过“大清洗”。当他在1938年升任波兰驻加拿大蒙特利尔总领事之后，先是目睹其祖国被德国和苏联携手瓜分，接着是希特勒的全面吞并和雅尔塔会议上波兰被划归“铁幕”以东。为解决斯大林担忧已久的东欧民族和领土分布交错问题，波兰版图被迫在1945年整体西移，布热津斯基家族的发源地加里西亚被并入乌克兰。老塔德乌什因此决定长居加拿大，终身拒绝返回红色政权统治下的华沙。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也是在加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取得了他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随后才在1950年去往哈佛大学做进一步深造。

从1953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到1966年加入国务院政策规划署，长达14年时间里，布热津斯基都在推动美国对苏研究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从他出版的一系列专著的标题中，便可窥见此际他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俄罗斯—苏联民族主义》（1950），《苏联军队中的政治控制：对原苏联军官报告的研究》（1954），《持久性清洗：苏联全能主义下的政治》（1956），《全能型独裁与专制》（1956），《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与权势》（1962），《苏联集团：统一与冲突》（1967）。今日欧美主流学界对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或曰极权主义的定义，最早便是由他系统建构，并被用来分析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政治运作过程。而他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基于国内统治逻辑，苏联在对外政策中的进攻倾向不可能被美国的缓和主义所化解，而只能持之以恒地从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加以反击。这构成了他后来倡导的“冷战”战略的基础。

布热津斯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与时任国务卿塞勒斯·万斯讨论工作

作为学院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国务家，布热津斯基的某些个人特质在他的青年时代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追求理论的形式自洽，他拒绝根据现实变化对其作出修正，例如在苏联与南斯拉夫、中国乃至东欧部分国家的分歧已经逐渐暴露的1962年，布氏依旧坚持整个“东方集团”乃是铁板一块，可以一致对待。他也不追求取得被“书虫”式知识分子视为荣耀的终身教职，而是在多个学术机构之间频繁跳槽，并从1960年起就为历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充当外交事务顾问。作为约翰逊总统任内国务院的一员，他是美国知识界支持越战政策的少数人之一，并公开指责学生反战运动可能导致美国民主政体的倾颓。不过当约翰逊在有计划地撤出越南一事上与他意见相左时，布热津斯基退出了规划署，加入副总统休·汉弗莱的团队。当汉弗莱在1968年大选中落败后，有将近5年的时间，布热津斯基游离于华府圈子之外，主持洛克菲勒创建的“三边委员会”。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智者”属于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在1977年被民主党籍总统卡特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布热津斯基的政见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昔日他曾坚决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亚洲战略收缩的决策，如今则毫无困难地延续了苏美中“三角外交”，以之为基础建构对苏联的新一阶段“遏制战略”。1978年他力排众议访问北京，确定了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最后一英里”安排，次年又在华盛顿家中热情欢迎了来访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1978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在对苏关系中，布热津斯基倡导意识形态和文化攻势，以人权和宗教问题为突破口挑战沉溺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莫斯科，从而和更重视核军备控制以及“缓和政策”的国务卿万斯发生了矛盾。布热津斯基通过自己与熟络的新闻记者取得了单向媒体发生通道，对万斯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最终迫使后者在1980年主动辞职。而他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足以令任何一个共和党人相形见绌。

然而不分轩轾地示强，总须付出代价。1979年11月4日，为抗议纽约一家医院接受废王巴列维前去治疗淋巴癌，2000名狂热的伊朗宗教学生冲进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将66名外交官、警卫和家属扣为人质。卡特总统最初选择与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代表进行谈判，但布热津斯基认为：此举将令伊朗低估美国对外政策的坚决程度和硬实力基础，并成为德黑兰最终倒向莫斯科的诱因，当务之急是以有限但强硬的军事手段作为回击。

1979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卡特（前中）在国务卿万斯（前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左）陪同下走向直升机

1980年4月24日，美军发动了代号“鹰爪”的人质救援行动，派遣180名突击队员乘坐直升机和运输机秘密潜入伊朗，试图混进德黑兰并救出全部人质。但由于有2架直升机在中途就发生故障，行动被迫中止。美军在撤出降落点时被伊朗人发现，慌乱中有一架直升机与C-130型运输机相撞，其余人员被迫丢下5架尚未加满油的直升机逃走。最终，伊朗军队在沙漠中找到了美军抛弃的5架直升机、两架飞机的残骸和8具尸体，而人质无一名被解救。此举导致卡特政府颜面扫地，最终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凄惨落败。

另一项至今仍有争议的政策则是全力支持穆斯林“圣战者”抵抗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1979年苏军攻入喀布尔之后，布热津斯基是第一位倡导立即停止军控谈判、集中全力实施战略遏制的美国国务家。出于对越南教训的总结，他并不主张美国直接出兵，而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巴基斯坦军方提供军火和训练支持，中东各盟国作为资金援助方，将分布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反苏穆斯林集中送往阿富汗，遂行对苏军的长期游击战。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遭到合法政府压制的激进宗教势力乘机向东方聚集，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形成了一个孵化器。日后成为恐怖主义巨头的本·拉登、扎瓦赫里等人正是在此过程中崭露头角。美国和巴基斯坦政府提供武装，宗教团体承担组织和动员，沙特政府和民间资助者负责资金筹措，中东数量巨大的失业青年群体则提供成员，一个潜力巨大的军事—政治共同体开始逐步成型。在对苏战争结束前的1988年，“基地”组织在巴阿边境城市白沙瓦诞生，13年后实施了针对美国本土的“9·11”袭击；而阿富汗恐怖主义孵化器的影响一路延续至今，在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政潮中仍发挥了关键作用。

布热津斯基并不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9·11”事件之后他曾公开宣称：“在当时，你们认为哪件事更重要？是‘圣战者’的威胁，还是让苏联解体？”显然，他是站在后一派立场上的。作为“鹰派”民主党人，在结束卡特政府任内的任职后，布热津斯基继续为共和党人里根的外交情报顾问委员会和老布什的总统竞选班子服务，并且如愿以偿地看到了苏联的崩溃和波兰政权的剧变。但他并非单纯的乐观主义者：以1997年著名的《大棋局：美国优势及其地理战略使命》为标志，布氏开始为后“冷战”时代乃至后单极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提供建言。在2007年的《第二次机会：三位总统与美国霸权的危机》和2012年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势危机》中，他提前预见到了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政局动荡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并开出了“药方”。

在政治和学术生涯的后半段，布热津斯基和他的镜像人物基辛格一样，最终回到了欧洲关系研究的传统路径上。如果说基辛格对均势的执念延续了兰克以来的中欧历史学传统，那么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对麦金德以降英国地理政治学流派的复兴。通过重回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重视，他强调了“北约”在东欧和乌克兰建立战略屏障的地理必要性；而通过思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关于“边缘地带”战略潜力的遗教，他又重申必须正视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及其远期影响。而《大棋局》提出的关于“全球巴尔干”陷阱的预警，则是麦金德关于“边缘地带”的陈述的反向运用：因其权势难于集中性，故而带有传导动荡的巨大风险。

而复归欧洲传统，恰恰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两位外来“智者”一切的长处和缺陷所在。到21世纪初为止，自16世纪以降的欧陆—英国系统是唯一一段可以为海洋强国操控大陆均势以及遂行大规模战略收缩提供镜鉴的历史。是故越是处在类似越战后期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失败后困境中的美国，越是需要这样的历史教益和洞见。然而局限于欧陆一隅的均势系统和最终未能避免慢性衰竭的英帝国模式，毕竟无法直接化用于“冷战”之后的世界；是故尽管布热津斯基曾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美国优势”这一概念、并期待霸权地位可以长期维持，但最终仍无法避免小布什政府因陷于权势的自我迷信而走向过度扩张。而他对理论自洽性与现实政治之复杂多变之间张力的理解，多少也带有一种天真的固执。他终究是传统的延续者，而非开创者。

而随着高寿的凯南和布热津斯基相继逝世，以及基辛格渐趋老去，“智者”一代的黄金岁月最终走向了终结。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的遗教仍将在历史旋律的不同韵脚中反复鸣响，但美国、乃至全球各国在21世纪初面对的毕竟已是一个更加复杂，并且缺少先例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在2012年曾率先提出“全球政治觉醒”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意味着国际政治学研究层次的重新微观化趋向，但已无法为之开出足够自信的药方。而在他去世的这个星期里，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其3位前任始终无法化解纠葛的中东地区访问。历史依然在重复和变奏，但一代人终究只能完成一代人被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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