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 文

就目前看来，舆论普遍站在年轻人一方，网友认为，篮球场的首要功能是用来打篮球，而不是用来跳广场舞的；二是，从曝光的视频中可见，是几名老人先动的手，年轻人最后才“无奈”反击。于是，这起冲突再次成为对老人的群嘲大会，关于老人失德的各种新闻和段子再次被扒出，“老人变坏了”的声音再一次成为舆论主流。

可如果我们认真了解此次冲突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老年人PK年轻人”这么简单。打篮球的不仅有年轻人，也有好几个中年人/老人，当年轻人与几个老年人在争吵时，双方都有人在劝架。因此，“篮球场之争”的本质并不是老年人欺负年轻人的代际之争，它折射的其实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益之争，它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不足，只不过参与吵架的刚好是一个年轻人和一群老人。那为何每一次社会新闻中的主人公的身份是“老人”，我们就会倾向于忽视事件的完整面貌，而直接导向“老人变坏了”的结论？这种舆论风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被标签化的老人

首要原因是，老人已经被标签化了。

什么是标签化？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人归类为出身、职业、身份等某一类，而不是把他视为具体的一个人；或者说是把一类人附属上某种特定的感情色彩。比如现在很多人一想到“富二代”，就认为人家不学无术；一想到医生，就是收红包；一想到窗口单位，就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老人在舆论中的形象也渐渐被标签化了。一提起中国大妈，我们自动关联的典型新闻就是海外疯狂扫货团、机场晒内衣、广场舞、大嗓门、闯红灯，贴在中国大妈身上的标签就是“人傻钱多、不守秩序、欠缺文明、贪小便宜”。某门户网站做的一个调查“一听到‘中国大妈’四个字，你是什么样的印象？”，参与的4万多名网友，77%的人选择了“负面”。相较于中国大妈，中国大爷在网络中出现的频率稍低，可一旦出现也是负面新闻缠身。诸如老人公交车上跟姑娘抢座坐姑娘腿上、老人浴场专撞女子胸部、老人在地铁里掌掴年轻女子……网络中的中国大爷永远一副色眯眯、欲求不满的猥琐模样。

人们之所以乐于贴标签，首先是愤怒情绪的表达。许多群体被贴上的标签，情感色彩都是偏向负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群体的某些作为不受民众欢迎或者说让民众非常反感，但民众一时半会又拿他们没办法，这时给他们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既是一种警示，也像是“弱者的反抗”。

但标签化，反映的更是思维的懒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就写道，“人们往往给过失者冠以诸如‘疯狂的’‘虐待狂的’或其他什么名称来解释他们的令人不愉快的行为，从而把他们从‘好’人中排除出去。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必为其行为烦恼了，因为它和好人无关。”标签化省却了逻辑论证的过程，直接预设了立场、传递了结论，“它容易使我们对产生不愉快行为的情境压力无动于衷，而且会导致我们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就比如“篮球场之争”，很多人以一句“老人变坏了，我们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劝年轻人退让一步，仿佛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可实际上，冲突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群体敌视仍然存在，并且，被商业浪潮不断蚕食而越发稀缺的公共空间，必然还会产生类似的权益争夺冲突。

再则，不少媒体在标签化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不少新媒体小编，深谙受众的心理，为了点击率百般迎合受众的期待和情绪，善于利用标签化进行种种炒作。就比如明明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新闻，贴上“老人PK年轻人”的标签，一下子就变成了两个群体的斗争。“篮球场之争”新闻发生之时，武汉天河机场国际航站楼也发生了一起晚到旅客情绪失控，冲进工作区域掌掴机场地服公司值机员的事件。因为这名旅客是一名女博士，所以媒体报道时纷纷以“女博士误机打人”为题进行报道，重点突出“女博士”的身份，同样是以贴标签的形式，从某个个体延伸到某个群体，以扩大反响。

话语权之争

每一次舆论关于“老人变坏了”的讨论，老人的声音往往缺席了，如果你认真翻看微博底下的评论，就会发现几乎都是年轻人在说话。“篮球场之争”也一样，媒体采访中有多方的声音，唯独老人没有接受采访。老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被污名化，与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这种缺席有关。

当信息平台和舆论平台被年轻人所主宰，他们在选择新闻、解读新闻、评判新闻时，不可避免地将带入这一群体的视角，倾向于选择符合自己认知框架、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声音。在网络世界中，谁的地位主导，谁的声音便是主流和“正确”的，而缺席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丧失，也意味着被定义、被标签化。

网络上关于“老人变坏”的讨论，根本上是一次力量并不对等的舆论斗争。辩论双方一方人数众多，控制着几乎所有的麦克风；另一方则寥寥无几，声音微弱，甚至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辩论的存在。老人们在舆论中败下阵来，是意料之中的结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虽然老人在互联网上败下阵来，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却是掌握最多话语权的群体之一，尤其是针对他们的子女——子女们的另一个身份刚好是互联网上的那些年轻人。中国式父母热衷于干涉子女的学习、工作尤其是个人生活，从读什么专业、什么时候谈恋爱、找对象要找什么样的、找工作要找什么样的，乃至饮食起居等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许多老人都要以爱的名义“干涉”。年轻人苦不堪言，现实中却囿于长幼有序或其他因素，他们对于老人的干涉无可奈何。网络便成了他们的倾诉和发泄空间，于是豆瓣上的“父母皆祸害”小组汇聚了10多万人，于是在老人失德的新闻中，年轻网友们不免投射了潜在的“弑父”“弑母”情结，愤愤地发出了“老人变坏了”的感慨。

从这个角度看，“老人变坏了”的论争，折射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老年人和年轻人在价值观等方面难以调和的矛盾，最后演变成话语权之争。现实生活中，老人的话语权占优，但到了网络上，年轻人实现了逆转和翻盘。表面上看是相互扯平，实际上只是在互相伤害。

怎么办

虽然每一次舆论关于“老人变坏了”的讨论总是轰轰烈烈，总能引起不少年轻人的强烈共鸣，但这种讨论一多，不免给人一种滑稽之感。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批评一群不怎么上网的人，就如同我们在一个人的背后一个劲地说他的坏话，他听不到，也不懂得改进，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他还要接着管着你。这时，“老人变坏了”的喟叹，即便污名化了老人，宣泄了内心中积压的不满，但更近于一种精神胜利法，对于问题的改善并不裨益，还一再浪费了宝贵的舆论资源。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回顾下舆论几次关于“老人变坏了”的讨论，常常是围绕着老人是否讹人，强制要求让座，广场舞扰民等事件。这些事件共同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共道德和公共素养。我们当然要呼吁老人们不要倚老卖老，要涵养公共意识；但我们也不应忽略了，公共道德和公共素养的背后，其实是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讹人，因为真的摔不起，占地盘，因为真的没其他好地儿可以跳舞了。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果整个社会能够为老人提供更具保障、安全、友善的养老环境，自然也可以避免老人们为了争抢资源而“不择手段”。

至于老人们和年轻人的代际冲突，倒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毕竟两代人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一个是集体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我是为你好”，一个是“我是我自己”。如同年轻人难以认同老人们的做法，老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也让他们很难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这个时候，耐心的沟通是唯一纾解之道。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书介绍了人类文化传递的三种模式。通俗地理解，第一种是由父及子、由前至后的“前喻文化”，第二种是无分长幼、相互学习的“并喻文化”，第三种是长辈需要反过来向幼辈学习取经的“后喻文化”。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毫无疑问是一个“后喻文化”的时代，年轻人比老年人知道得更多，懂得更多，思想观念也解放得多，老人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都显得落伍、陈旧和不合时宜。年轻人与其高高在上地嘲笑老人不开化，何不试着带着老人一起进步？毕竟每个年轻人都经历过“前喻文化”阶段，不该到了“后喻文化”阶段就显得如此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