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Foolish as they may seem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ache

Here's to the mess we make

本文作于2016年7月24日，首发「腾讯·大家」；部分内容整理自「选·美」（微信公众号：iAmElection）2016年4月29日、6月11日「会员通讯」。

上距本文发表、以及2016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倏忽间便整整一年。面对特朗普执政后的种种乱象、和持续发酵的「通俄门」疑团，想必有许多人「到底意难平」吧。

无论如何，希拉里的败选早已成为过去时，而本文提及的种种或隐或显的性别歧视，却依旧在现实中日复一日上演。改变现状绝非朝夕之功，但它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

Audition/The Fools Who Dream

来自林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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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选举的性别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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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支持她还是反对她，欣赏她还是厌恶她，都不得不承认，希拉里在本届总统初选中获得民主党提名，是美国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从1872年维多利亚·伍德赫尔（Victoria Woodhull）代表平权党（Equal Rights Party）参选总统以来，经过一百四十多年时间，女性终于获得了美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总统提名。不但如此，希拉里单单在本次民主党初选中的得票，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除她本人2008年初选以外，迄今所有女性候选人在历届总统初选与总统大选中的得票总和。

此前女性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的得票记录由绿党（Green Party）的吉尔·斯泰恩（Jill Stein）在2012年创造，共获普选票近47万张，占当年投票总数的0.36%；在希拉里之前，总统初选的女性得票记录为43万张（占本党初选投票总数2.7%），来自1972年参选的民主党议员雪莉·奇瑟姆（Shirley Chisholm，民主党第一位参选总统的女性、两大党第一位参选总统的黑人女性）。

作为对比，希拉里在2008年和2016年初选中，分别获得1786万和1685万张选票（各占本党初选投票总数的48.0%和55.2%），比历史记录高出两个量级。说希拉里是美国选举史上最成功的女性政治人物，绝非夸张。

补注：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希拉里获得6585万张普选票，比特朗普多出287万张，唯因「选举人团」票较少而落败。

当然，希拉里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自我奋斗之外，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从1916年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当选蒙大拿州国会众议员、成为全美第一位身居联邦公职的女性，到1920年保障女性投票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再到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和世纪之交的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不断进步，终令女性参政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6年的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3名女性，国会100名参议员中有20名女性、435名众议员中有84名女性，50名州长中有6名女性，各州议会共7383名议员中有1815名女性。尽管这些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仍属落后，但「女性职业政治家」的概念早已不再像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那样惊世骇俗，业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日常。

根据盖洛普民调，1937年时，美国民众只有33%声称自己愿意「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一位从其它任何方面看都合格的女性（vote for a woman for president if she was qualified in every other respect）」，而有64%民众表示无论如何绝不会投票给女性总统候选人；但是到了2007年，已有88%美国人表示，并不介意自己所青睐的党派提名一位女性参选总统。捅破最高一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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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政治已经进入了「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的时代。如前所述，美国各层公职的性别比例都远未达到均衡状态，政界的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至于总统选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艾丽卡·法尔克（Erika Falk）曾在其专著《争当总统的女性：九次竞选中的媒体偏见》（Falk 2010）中，详细考察1872年伍德赫尔、1884年全国平权党（National Equal Rights Party）提名人贝尔瓦·洛克伍德（Belva Lockwood，首位列名于总统选举官方选票的女性）、1964年共和党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两大党首位参选总统的女性）、1972年奇瑟姆、1988年民主党帕特里西亚·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1988年新联盟党（New Alliance Party）提名人蕾诺拉·弗拉尼（Lenora Fulani）、2000年共和党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2004年民主党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以及2008年希拉里等九次竞选，发现媒体对女性候选人的报导模式，一百多年来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总是有意无意地用性别刻板印象加以嵌套，符合刻板印象之处说明她们「天性柔弱」扛不起治国重任，不符合刻板印象之处又说明她们「悖理违情」不值得民众信赖；与此同时，又动辄就女性候选人的衣着、语调、身体姿态评头论足，令其理念与政策主张得不到与男性候选人同等的关注。

Erika Falk (2010). Women for President: Media Bias in Nine Campaigns. Second Edition. Champaign,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对希拉里这一代女性政治人物来说，她们不但要忍受当今社会尚存的性别偏见，同时还要背负过去几十年中由女性身份带来的历史包袱。成长于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之中的希拉里，七十年代和丈夫比尔结婚时约定保留本姓罗德姆（Rodham），而非按照英美传统改随夫姓克林顿。但这个做法却几乎毁了比尔的政治生命，竞选对手攻击他「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怎么可能管好一个州」。希拉里权衡再三，最终让步。这也成为她此后政治生涯的缩影：作为曾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因为性别的关系而遭到保守派政敌的加倍攻击，于是从原有立场上退缩（常常是过度退缩）以保护丈夫和自己，如此再三，最终给世人留下一个缺乏信念、立场摇摆的印象。

希拉里的经历并非个案。放眼世界上较大的政治实体，尽管不乏女性领导人，但她们要么对女权主义议题缺乏热衷，比如默克尔、蔡英文；要么整体立场过于保守，比如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要么二者皆是，比如撒切尔、朴槿惠、波兰现任总理贝雅塔·席多（Beata Szydlo）。像苏格兰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这样既在政治光谱上居于左翼、又公开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女性领导人，其实并不多见。归根到底，在男权社会下，政治家的女性身份，仿佛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过分「激进」的因素，亟须由其它一些方面的保守态度加以「中和」，方有机会在政坛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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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历史包袱，在今年的民主党初选中，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希拉里女性身份的激烈争议。希拉里的初选对手桑德斯整体立场远比她左倾，在堕胎权、男女同工同酬等性别议题上也更为坚定和一贯，在年轻选民（包括年轻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远高于希拉里。老一辈女性政治家则纷纷为希拉里站台拉票，其中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撂了一句狠话：「地狱中专门有个位置留给不肯帮别的女人一把的那些女人。」支持桑德斯的女性选民对此强烈抗议，而奥尔布赖特也很快撰文道歉。

如果把奥尔布赖特的这句话理解为，女性选民（或者其他关心性别平等的选民）必须无条件支持女性候选人，其显然是不值一哂的荒诞主张。但是假设我们换一种提法：「在候选人其它各方面条件过关的前提下，她的女性身份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加分项来综合考虑？」那么在性别歧视的现实之下，这个问题就绝非毫无意义了。

1993年，印度通过了宪法第七十三条修正案，其中一款规定：各邦必须为女性预留邦内三分之一的村级公职，并且每届选举轮换预留不同的职位。这项规定为观测性别政治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机会。研究者调查了495个村庄的8453位村民，发现当村民们在连续两届选出女性领导人之后，对「女人并不比男人差」这一事实的抗拒程度就大大降低，性别偏见随之减弱，当地青少年在教育表现以及家务劳动时间上的性别差异也被大幅度抹平（Beaman et al. 2009; Beaman et al. 2012）。这个过程中，女性领导人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所导致的「角色榜样效应（role model effect）」，在改变家长与青少年的性别态度上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Lori Beaman, Raghabendra Chattopadhyay,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2009). “Powerful Women: Does Exposure Reduce Bia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97-1540.

Lori Beaman, Esther Duflo, Rohini Pande, and Petia Topalova (2012). “Female Leadership Raises Aspir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Girls: A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Science 335(6068): 582-586.

对于从小生活在或隐或显的性别歧视之下的女性而言，这一效应的解放力量尤为明显。比如近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当教室墙上悬挂男性政治人物（比如比尔·克林顿）的画像、甚至不悬挂任何画像时，女生的平均表现明显不如男生自信，演讲的时间较短、质量较低；但当墙上悬挂女性政治人物（比如希拉里或默克尔）的画像时，女生的平均表现便大幅提高，与男生之间的差距完全消失（Latuet al. 2013）。

Loana M. Latu, Marianne Schmid Mast, Joris Lammers, and Dario Bombari (2013). “Successful Female Leaders Empower Women’s Behavior in Leadership Task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3): 444-448.

因此，不要以为强调候选人的性别只是「政治正确」的花招，或者只是流于表面的符号。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充斥着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才需要我们动用从符号到内容的各种手段，来对抗和消除这些歧视。

事实上，本次初选的民调也显示，年轻女性选民对桑德斯的高支持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对职场性别歧视或育儿负担尚无充分体验；在那些认为自己的职业机遇或教育机遇因为性别歧视或育儿负担而遭到影响的年轻女性中，希拉里支持率大幅上升，与年长女性对其的支持率相差无几（Poloni-Staudinger et al. 2016）。换句话说，越是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越能够理解「角色榜样」的重要意义。

Lori Poloni-Staudinger, J. Cherie Strachan, and BrianSchaffner (2016). “In 6 Graphs, Here’s Why Young Women Don’t Support Hillary Clinton As Much As Older Women Do,” Monkey Cage, Apri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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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现实与「性别中立」想象的距离，也可以从希拉里选择蒂姆·凯恩（Tim Kaine）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的决定中看出。选择凯恩，固然有履历、性格、政治立场、摇摆州身份、参议院席位拉锯战等多方面的考虑，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恰恰是凯恩的「白人男性」身份。

与女性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拉丁裔劳工部长汤姆·佩雷兹（Tom Perez）等「身份政治」意味更加突出的潜在人选相比，凯恩以及农业部长汤姆·威尔萨克（Tom Vilsack）等白人男性政治人物被广泛认为是希拉里的「安全牌」，是尽管不够「振奋人心」但同时也「风险」较小的选择。换句话说，两位女性的竞选组合，或者一位女性与一位少数族裔的搭档，在许多人眼中，仍然是「不正常」的情况，除非迫于时势背水一战，否则就该尽量避免。2008年奥巴马挑选拜登作为副手，背后多少也有这种心理作祟。

更一般地说，在共和、民主两大党的历史上，迄今一共只出现过两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1984年民主党提名人蒙代尔的搭档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和2008年共和党提名人麦凯恩的搭档莎拉·佩林（Sarah Palin）。这个数量远远少于两党历史上曾经参选总统的女性人数（根据统计口径从十几位到二三十位不等）。

参选总统，不管能拿多少选票、能否赢下初选，至少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参选副总统与否，却要看总统初选的获胜者是否愿意挑选你作为搭档。而两党过去的总统候选人，只有在选情极度低迷、走投无路时，才会临时抱佛脚，企图靠拉拢女性选民来救场：蒙代尔需要挑战的，是民望正高的在任总统里根；麦凯恩则前有两党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总统大选提名的黑人，后有被小布什八年执政糟蹋殆尽的共和党口碑。

更为丧心病狂的，是今年共和党初选中败给特朗普的克鲁兹：他在初选行将落败之际，仓促宣布卡莉·菲奥利纳（Carly Fiorina）为一旦胜选之后的副总统搭档，打破了总统候选人只有在赢下初选、锁定提名之后才推出副手的惯例。然而克鲁兹的这番困兽之斗只起到了反作用，一周之后他在印第安纳州惨败，不得不黯然退选。

总统候选人在选情极度低迷时寻找女性作为搭档，除了企图拉拢女性选民之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政客更不愿意出来接手烂摊子。在公司领导层更替（Ryan & Haslam 2005）与议会制政党的党魁选举（O’Brien 2015）中，研究者都发现了所谓的「玻璃悬崖（glass cliff）」现象，即当公司业绩糟糕或政党选情黯淡时，领导职位的收益降低、责任加重、诱惑力不足，竞争相应职位的男性人数减少，从而令女性获得了领导机会；但是无论在带领团队走出危机之后，还是一段时间内业绩或选情未见起色，女性领导相比于男性领导都更容易遭到撤换。说得难听点就是：女人背锅，男人摘桃。

Diana Z. O’Brien (2015). “Rising to the Top: Gender, Political Performance, and Party Leadership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4): 1022-1039.

Michelle K. Ryan, and S. Alexander Haslam (2005). “The Glass Cliff: Evidence that Women are Over-Represented in Precarious Leadership Posi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16(2): 81–90.

有鉴于此，在近年来全球重重危机的映照下，世界各国女性领导人的集体上台或即将上台，似乎又多了一些悲壮的意味。希拉里对下届总统大位的冲刺，在打破玻璃天花板、树立美国性别平权史里程碑的同时，是否也能为搭建跨越玻璃悬崖的桥梁添砖加瓦？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