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是：世界的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人的财富在自己的脑袋里。还有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是“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但为什么“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却始终不能像犹太民族一样拥有一颗颗伟大的头颅和巨额的财富呢？

       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聪明和有智慧？未必。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曾在报告中介绍说：“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据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研究证明，东亚人和犹太人的智商无显著差异。但是，自1901到2000年，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只有8人，其中获诺贝尔科学奖的6人；但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超过250人，是世界各民族平均数的28倍，是华人获奖人数的40倍。”要知道，犹太人仅占世界人口的0.3%，而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活的华人就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是中国人不勤劳？那就更不对了。薛蛮子有一条新浪微博写道：“【说出来你别睡不着】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0.8美金，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但是我们有排第一名的，就是中国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为全球最低。”

       可以说，中国人聪明不亚于犹太人，勤劳程度举世无双，但为什么拿的工资世界最低呢？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在这篇文章里只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还没有恢复为一个正常思维和正常信息的国家。这两个原因互为因果——正常信息不对称，导致非正常思维；非正常思维不愿意、不善于海纳百川接受不同信息和异见，导致正常信息无法有效传播。

       比如说，在一个公司上市靠审批而不是通过完整信息披露以供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国家和时代，审批靠的就是权力关系，准备上市前，公司报表可以连年大幅度盈利，可一旦高价上市，它很快就变成了大幅度亏损。这样的股市，对于屌丝股民来说就是火葬场，财富化作青烟，尸骨无存。你花再多时间和聪明才智去打探和捕捉公司内幕信息，都无改于你被宰割抽血的命运。

       耶鲁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陈志武在《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一文中写道：

      “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其实，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显得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中国这些年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则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作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跟金融服务业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它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去做。”

      “我们也可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我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新闻自由确实可减少市场交易两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更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财经专栏作家苏小和补充道：“信息经济学是一门严谨的经济学理论，斯蒂格勒沿着亚当斯密的完全市场竞争秩序，构建了这个学术模型。好的市场经济体系，除了必须具备足够的市场容量，另外一个必须具备的要素条件，就是信息自由流动，且对称。在这样的理论意义上，新闻自由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技术问题。换句话说，新闻不自由，我们迟早要挨饿。”

       陈志武先生没有讲到的是，单靠制造业、住房和“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甚至超高速增长，但在政府主导下会很快过剩，成为国民巨大的债务负担。比如高铁建设已经导致全铁路2.3万亿元以上负债，公路也差不多，而全铁路系统已经是连年亏损运营。陈志武在另一篇文章《现代技术催生民主法治》中也提到：“我看到这样一些总体数据，就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运输总量加在一起，2012年全国范围的货运量将会超过350亿吨，按照13亿人口来算，一年的人均货运量达到26吨的水平。我们可以说这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是非常的现代，方方面面跨地区的物流都大大增加了。可是，有了这些高强度、大规模的运输容量运输能力，如果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那么，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所可能对民间财富产生的威胁，或者说政府能够侵犯民间财富的能力和程度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的。”

       而在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又地域广茅、人口众多的社会里，欺诈和反欺诈、祸害和反祸害成为社会常态，人们的很多劳动被互相抵消，劳动价值不是绝大部分作用于财富增长和积累，而是在正负能量的互相抵消中白白损耗。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怎么拼命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正能量可能都很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权利和社会经济增长起源于信息自由，信息自由权也就是知情权，而知情的权利又来源于表达的权利。只有每个人都获得充分表达的自由和权利，这个社会的信息才有可能是全面的或者趋于全面、完整的。人们由此做出的决策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互联网把自由表达的权利还给了每一个网民。虽然还有控制，但就像微博这样的产品，哪一条信息在哪个时间、哪个节点引爆，却几乎处于一种完全不可知状态。而对信息的管制与甄别，大部分也需要依靠人的判断，而人的判断因人而异。因此，只要缝隙在，互联网就是光，就是空气。是光和空气，就要渗透到每一个地方，无孔不入。

       但信息渠道的开放，不等于人类心灵的同等开放。在人类封闭的心灵中，再开放的信息渠道也改变不了信息依然暗箱的事实，因为人们选择信息往往带着强烈的倾向性——求同排异！

       大众心理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成年人选择信息并不是为了“被说服”，而是为了“被证实”，也就是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和自己相同和相似的观点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不会接受那些和自己的经验和观念不同的信息与观点。这是人类普遍的心灵规律，是人类心灵弱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我们这个非正常智慧的国度，这方面的排异现象特别明显。因为长期的阶级斗争思维和民粹、民族主义、空洞爱国主义使许多人失去了正常的理性思考能力！每当不同于自己预期的观点和信息出现，许多人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站队，恨不得非我族类，必欲诛之，更何况于接受其中的不同信息！

      人生有涯而信息无涯。信息的海洋无穷无尽，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信息，因此，一种帮助人们甄别和分析信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职业应验而生，这就是独立知识群体。在一个正常社会，独立知识和独立评论是抵达真相和真理的最有效武器和最稀缺资源。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知识和文化不仅应该是一种独立的权力，而且独立知识对于社会的作用，远大于暂时的权力和金钱。

       但是，这个国度据说从来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但那不过是作为做官的捷径而已。知识的独立价值在这个国度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彰显过，要么成为权力的附庸，要么成为金钱的附庸。一方面，由于很多以知识为生的人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知识能力，只是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帮闲或帮凶；另一方面，在一个崇尚仇恨和站队的时代，既挑战权贵的无知又挑战民粹的无知的公共知识群体被污名化几乎是一种必然宿命。萧瀚《尴尬的“公知”》一文写道：

      “几十年处心积虑的仇恨教育，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斗吧，你们斗吧！这就是愚昧的召唤，不学无术的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同时，并不急着丰富自己的知识，而是急着消灭异己的声音。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治者讨厌不为他们说话的知识人，不少被统治者也讨厌不为他们的直接利益说话的知识人，双方都对道理本身没兴趣，只对自己的利益或误当作自己利益的东西感兴趣。知识本身在这国不是没有地位，而是完全没有地位。”

       于是，在信息的无知之幕里，人们过着劳碌但贫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