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说，大一统既是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也是中国的传统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统，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大一统，为了这两个大一统的稳定，又会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大一统。王阳明说过：撼山中贼易，撼心中贼难。对于传统统治者来说，他们最恐惧的，当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乱想，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统治者都喜欢统一思想。比如老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独裁，被人简称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脑袋。不用说，老蒋是在继承中国的传统政治。不过，这传统也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几经打劫，直到明清时期才完全趴下，成为一个脑袋的。

这一劫，首先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韩非云“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听，知音啊。大一统之后，收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可是在始皇眼中，书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广收天下书，并效仿东方鲁、齐等国的博士官制度，设博士70名，用他们通古今、备咨询。博士之下，又有诸生2000余人。

这些博士约相当于我们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有点弄不清自己的位置，总之，在给始皇拍马屁的时候拍出火星来了：博士长官仆射周青臣，说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说，应该效仿三代的分封制，这样才能统治长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末了还不忘加一句——周青臣当面拍马屁，加重了皇上的过错，不是个好东西！

秦皇判断不出谁的马屁好，就把马屁下移给丞相李斯，李斯就把这马屁加了点油盐酱醋：儒生们懂个屁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禁之便”。

李斯这么一鼓动，秦皇就甩开膀子干了——“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史官记载都烧掉；除博士职掌所藏图书之外，民间所藏《诗》《书》及百家书者，一律送交地方长官烧毁。当然，医药、卜筮、种树等“理工农科”书不在焚烧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烧的，要剃阴阳头，下劳改农场（面额上刺花的黥刑和四年筑城的“城旦”劳役）；有敢谈论诗书的，判处“弃市”之死刑；以古非今者，灭族；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以吏为师！

焚书完毕，秦皇又开始“坑儒”——儒生也不争气，一个叫卢生的，一个叫侯生的，背后议论秦皇集权专断不民主，不重用知识分子，“博士虽有70人，却备而不用”等等，说完就跑了。有人举报，秦皇就下令追查，结果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坏话的人还不少，就抓。儒生们又很争气，互相揭发，一下子弄了个反动集团，共计460人。为了给新生的大一统国家节约开支，秦皇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这一焚一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老实多了。

秦皇焚书，焚的是《诗》《书》等百家之语，仅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方面，后世还颇有相通之处。譬如在论及“知识分子改造”时，一般都认为工程技术人员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所谓的文科最差，说穿了就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某种令人不安的特质——批判性讨人嫌！

焚书坑儒也罢，要真是把儒者及其学术全埋地下，哗，世界从此清静了。问题是秦皇还开了一个最坏的传统，当然这还要归功于李斯，它源于李斯出的一个馊主意：以吏为师！当官的或许懂得法规，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当官的可能连法规都不懂，但他们有权扭曲、阉割思想，甚至有权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是从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

先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他们可以“处士横议”，所谓的处士横议，说穿了就是言论自由。齐国设立“稷下先生”，其特点就是士持其“道”对政治加以“议论”，他们是“王者师”，可以以“道”压“势”。但“以吏为师”，就把“道”纳入了权力体系之中，这传统导致中国一种特殊的现象：官阶越大，在思想界越有发言权。

退一步说，谁都有讲话的自由，官吏好为人师，就随他讲去，问题是，对知识分子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不听从的自由。我曾看到过一份某市2003年度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通篇还是做好知识分子的引、培、导等管理工作，加强教育，让他们又红又专云云。看了这份文件，你就会纳闷：到底是牛拉车，还是车拉牛？

这一劫，打断的是知识分子的膝盖。

这事儿得慢慢道来。

秦皇干活不利索，没有把儒“坑”完，所以，汉武帝遭遇到了一个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贤良之身与武帝对话，卖的还是儒家那些仁啊爱啊的，没想到时移世易，这些玩意儿很适合统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给统治者披上了一层道德的外罩！其次，强调大一统，为统治者提供了专制的理论基础！第三，“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永恒性！第四，“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可以为专制政权提供从头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导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轮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统治艺术，儒家的温情脉脉，至少看起来很美！

总之，谈话的结果是，武帝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操作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系，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弟子优选官制。

教育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儒学成为士人进身入仕的通途。儒学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在钱穆的笔下，中国文化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自汉以后，士几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则是道之所系，上则从事政治，下则从事教化，虽从修身齐家始，但目的则是治国平天下。中国社会因此被称为一个儒教社会而不是道教社会或佛教社会。

知识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识分子的御用化。因为儒学本身，逐渐被统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读经示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所谓的利用，汉宣帝训太子的一段话很有意味，当时太子认为父皇持刑太深，并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议，没想到汉宣帝一下变脸，训斥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科举入仕的标准。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

一句话，霸道是实，王道是皮，所谓的儒教，只是统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发现太子偏好纯儒，居然很伤心，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宣帝的心病，毛泽东持理解态度，他在1957年两次与《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谈及汉家几位皇帝的优劣，最推崇的是刘邦与刘彻，最不以为然的就是元帝，认为他是书生治国，算不得政治家。

后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学。孔子曰：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第一句被统治者给废了，或者说丢了，只剩下第二句，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重点提一下朱元璋，他虽然是君主的身份，却力图充当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导师，朱老师偶读到孟子，发现这老家伙居然敢对齐宣王说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不由得大动肝火。后来下令编纂《孟子节文》，把孟子原书里的大不敬语删去85条。

总之，后世的儒学跟孔孟之初的儒学，早就不是一码事了。虽然后世儒学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已经被统治者糟蹋得不成样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良家妇女落到流氓手里。总之，儒学被统治者轮奸，逐渐堕落为诠释封建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它不仅起不到开发民智的作用，还成了对民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枷锁。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干脆把维护统治的儒家思想作为入仕的标准。这样，顺从统治者的思想，不仅可以保证人身安全，还可以取得荣华富贵。两千年利害的逼迫与引诱，使中国文人成了权力的驯服工具。他们在政治领域忠于君主，在私家生活层面尊从父兄，在道德领域则皈依圣人。儒家文化的学术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为社会的领头羊，却经历了为时二千年的头脑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到明朝时宣告完成，标志便是考试内容——四书五经、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参考书——以朱熹的注解为惟一正确答案——三者的统一与固定。

据说法国科学家约翰·法布尔曾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这种毛毛虫有一种“紧跟领袖”的盲从习性：法布尔把若干个毛毛虫放在一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连接，围成一圈；花盆周围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喜欢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在不停地转圈儿，一连走了七天七夜，终因饥饿，力尽而死。明朝时的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毛毛虫的状态呢？他们所谓的勇气，也只是紧紧跟在权威的身后循序而行。如果没有权威，他们就会造出一个，然后顶礼膜拜，鱼贯而行。他们读圣贤书，走圣化路，做圣人之徒。他们从不会讨论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们所有的任务，就是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
 

实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与法布尔的毛毛虫实验并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脱离了毛毛虫们爬行的轨迹，他们不但遇不上松叶，过不上所谓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们可能活不过七天，会立即毙命，而且是以一种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说儒学政治化打断的是知识分子之膝盖的话，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狱，则给知识分子戴上了紧箍咒。

秦皇的“焚书坑儒”，一下子坑杀诸生四百六十余人，开文字狱之端。

汉宣帝在文字狱方面，又有所发明。首先是盖宽饶案。盖宽饶喜上书批评时政，大概用的是当今的杂文体，偶而来个小讽刺什么的。殊不知，圣上最不喜欢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弯弯肠子。有一次，盖的奏疏里出现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兴，把盖的奏疏发下，命群臣议罪。众所周知，汉是知识分子政府，没想到这些知识分子官僚们很争气，从这些话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盖宽饶想要皇帝禅位！这还了得，所以，没等到有司治罪，盖就自尽——自绝于人民了！
宣帝制造的第二桩文字狱案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杨恽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欢揭发别人不忠，终于也被别人揭发了，被免为庶人。做了庶人的杨恽，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骚。家庭里面闹革命，有个仆人举报了杨恽，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杨恽给友人的书信《报孙会宗书》。书中自然有些牢骚，最后杨恽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处以腰斩。

其实，令人悲哀的并不是皇帝杀了几个文人，而是皇帝这般杀文人，导致三个恶劣的传统：其一，文字的解释权归皇帝本人；其二，文人之间的攻讦之风，说得不好听些，是狗咬狗；其三，也是最坏的一个传统，文人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就是，官方可以随便跑你家里，收你的书信。这一传统，在“文革”时被发挥到极致。至于知识分子，更有把书信自动上交组织的。这种做法，在现代的中国家庭、中国教育界，遗毒还不少，比如家长、教师理直气壮地私拆子女和学生的信件。侵入私人空间，不但没有耻辱感，反而有很强的道德感，这种传统，也算是世界一绝了！

文字狱搞得最有声色的，当数朱元璋。皇帝生日或节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贺表，虽然是些陈词滥调，朱皇帝却很喜欢。问题是文字狱不是个科学问题，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些游戏规则，所以，马屁没拍好，却拍没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马屁文章，内有“作则垂宪”、“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词。朱老师将“则”念成“贼”，将“生”念成“僧”，“有道”读成“有盗”，将“光”理解成“秃子”等，如此讽刺全国人民的导师，不杀你杀谁？

有些知识分子也不傻，隐居不仕，不陪朱老师玩，惹得朱老师老大的不痛快，说：“安有怀大材，抱厚德，视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处者？”总之，不出面帮助皇帝治国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启自断手指拒绝出仕，朱老师一听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体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后，夏伯启被抄家枭首。朱老师由此规定：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总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着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按梁启超的说法，那叫诱奸），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1663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鑨，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还使用南明的年号。这时候，庄廷鑨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鑨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和当地官吏，被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案件前后株连数百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南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雍正帝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科，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头当和尚。官员们也拿他没办法。

吕留良当了和尚之后，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面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了，更没被人注意。

有个湖南人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一商量，就估摸着想推翻清王朝。

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就想利用岳钟琪反清。可笑的是，他们的策反策略全是书生式的，试看张熙如何劝说岳的：“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仇的好机会呢。”

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所谓的岳飞的后代，从张熙嘴里套出全部情况，把他们一窝儿告发了。严格来讲，这案子不单单是文字狱，因为它真的是反革命案件，一点也不冤。至于其他，则大都是冤的，比如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忽忽，恶心我们大清民族不识字，诽谤嘛，杀！

雍正时有一个典型的文字狱案，叫查嗣庭试题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S226;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乾隆在搞文字狱方面，绝对不亚于自己的父祖们，乾隆二十年（1755），皇上看胡中藻不顺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总之，数罪并罚，胡中藻被判处斩首。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称世界上跳得最高的运动员，这一点，倒跟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有点类似。可惜的是，科学人员在跳蚤的头上罩上一个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着了头，再拍，再跳，再碰，连续多次后，跳蚤适应了玻璃罩，不再跳那么高了，每次跳跃，总会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学家继续改变罩的高度，跳蚤也跟着改变自己的跳跃高度，最后，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没有跳跃的空间了，于是，跳蚤变成了爬蚤。

如果说科举的八股制文让中国知识分子终身俯在了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上，那么，高悬在头上的文字狱，则犹如跳蚤头上的玻璃罩，于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慢慢地集体趴下。清朝学者钻进书斋，趴到了故纸堆里，大搞特搞繁琐不堪的考据之学了。

其实，最让人悲哀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帮助统治者打江山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给自身打造一个安全的堡垒。这一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跟农民这个阶层一样的懵懂无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这个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盲草民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1､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举小桥的单一性选择机制的确立，读书做官，逐渐内化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自觉，这种心理自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招安情结。虽然历史上有着众多的文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例子，但是一旦新的王朝逐步走上了正轨，知识分子们就不再忸怩作态了，这一点，明朝的士大夫们与清朝的关系就可略见一斑。而《水浒》里梁山好汉的招安情结，又何尝不是明朝士大夫们的心态反映呢？招安与归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悲剧。

2､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臣妾心态

先秦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统治者面前有三种选择：师，友，臣。自从秦皇开了以吏为师的传统，他们在强权面前，再也没了师的光荣。

至于友，也是没影儿的事。中国帝王们，还没见谁把知识分子当朋友呢，当然，临时做朋友倒是可能的。比如刘邦起事的时候，萧何、曹参等都是知识分子型官吏，跟刘邦的关系，有那么点友的交情。可是随着政权的建立，他们就慢慢沦落为臣了。

为臣也不错，如果真应了孔子所谓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话。问题是，中国的强权，或者说政治，就是那么一介武夫，大臣面对他，只能是臣妾的待遇。基于这个层面，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还不如说成是“女大当嫁”。中国文人被罢官，犹如小女人被休回娘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屈原沉河，与其说是爱国，还不如说是殉情！

3､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怨妇心理

与臣妾心理相伴随的，就是怨妇心理。中国文人最擅长的，就是怨妇文学，也叫弃妇文学。色衰爱弛，秋扇见捐，长门宫漏，寒鸦日影，文人之所以能把弃妇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不得不承认，他们有共同的心理体会。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门前冷落车马稀，我们现在读来感触并不深，可江州司马青衫湿，你要单以为咱的大文豪是为了小女人的丈夫老不归家而流泪，那就太小看咱的文豪了。听别人的小曲，浇的是自己胸中的块垒，大文豪在强权面前不再得宠，被贬千里，犹如娘娘被打入了冷宫。白居易为商人老妇泪洒青衫，还不是一样的心理感觉——失宠？

4､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争宠心理

既是臣妾，那么妾与妾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好处，大家争宠献媚，免不了争风吃醋的。我们老说文人无行，文不如妓，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邹阳在自己的《狱中上书自明》里说：“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连豪迈千古的李白都知道“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许皇后与赵飞燕争宠，武媚娘套牢李治，这些女人的媚功与手腕，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只不过水平有高有低罢了。韩非子的故事里，有个叫郑袖的小娘们，乃是荆王爱妾。荆王新得美女，郑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见，近王，因掩口。王问其故，郑袖曰：“此固言恶王之臭。”及王与郑袖、美女三人坐，美女近王，数掩口。最后的结果，傻丫头的鼻子被荆王割掉了。郑袖这一小手，真宗年间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就玩得特圆。众所周知，真宗年间，寇准做了宰相，又做了件千古牛事：当时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御驾亲征，挥军南下，真宗吓坏了，大臣们都说跑吧，只有寇准说不能跑，最后半带强迫性地让真宗与他一块儿到了澶州城下，结果宋军士气大振，打了胜仗，真宗乘胜签订了城下之盟。从此之后，寇准更牛了。有一天，真宗召见大臣，寇准未等散朝先行一步，真宗目送寇准离去，一旁的王钦若吃醋了，说：“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因为他有保卫社稷之功？”真宗点头称是，王又说：“澶州之战，陛下不认为是耻辱，反而认为寇准有功于国，这是为什么呢？”真宗一听傻了，问：“为什么呢？”王钦若说：“兵临城下订盟，为《春秋》所耻。我们的澶州之战，就是城下订盟。以陛下大国皇帝这样的尊贵的地位，而订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真宗一听，说得也是。王钦若继续加“太太牌”酸醋：“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钱的人在钱快输光的时候，就把剩下的钱全拿出来做赌注，这就叫作孤注。寇准让陛下亲征，就是拿陛下作孤注一掷，陛下想过它的危险性吗？”

陛下一想，寇准就危险了，结果寇准被打入冷宫——贬下去了。
再比如，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为与萧淑妃争宠，不惜屈节接武则天回宫，与武则天合伙整萧淑妃，萧淑妃被整倒以后，王皇后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乃是原来的同伙武则天！文人中类似的例子还不少，这里欢迎某些人士前来对号入座啊。

5､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好女不嫁二夫”的贞洁心态

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贞洁观与中国女人的贞节观完全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女人贞节的高峰时代，与知识分子忠贞的高峰时代完全吻合。明朝时的中国女人最讲贞节，而那时的中国士大夫也最讲气节。兴起于崇祯二年（1629年）的复社，原本不过是一个以复兴古学、切磋学问为宗旨的文人社团，但他们的宗旨似乎更重气节。明朝时，中国寡妇再嫁被认为是奇耻大辱，而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也是至死不嫁清王朝的。陈名夏、洪承畴等几个改嫁了，历史书籍怎么恶心他们啊！

本文来源：端木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