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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磊，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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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国之都，北京推出的各种政策和态度往往是受社会关注的，一定程度上得令大众信服，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还是对过去那个有人情味儿的老北京的一种传承。在过去，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

由于环境和人口因素，北京给许多人提供了多种就业的可能性。无论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还是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奋斗十多年的中年人，北京的服务体系就这样被日常的各类普通人支撑起来了。

即使是基础设施不那么发达的过去，在老北京，卖黄土、卖小吃、卖艺唱戏的人比比皆是，这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穷人的生活在温饱边缘，但不至于绝望。

老北京里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或者就算大家都不宽裕，也愿意互相拉一把，过着简单饱腹的日子。

倘若这里都容不下穷人了，那么其他地方呢？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

北京是个养穷人的地方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当不义之事，贫穷之苦出现于号称王道乐土、首善之区的北京时，只怕我们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

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窟，若非要将贫民窟比喻为城市的癌症毒瘤的话，那这个毒瘤千万不要动刀割掉。割掉会癌细胞扩散，城市的问题会更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不能失去道义。

 “忧贫”并非忆苦思甜，而是尊重历史。因为在过去，北京还是个相对容易谋生的，养穷人的地方。

穷人生活在温饱边缘,但不至于绝望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肉、换取灯儿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是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不好听了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

卖瞪眼肉的，是马路边上一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火柴）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她给你取灯儿，等于是变相地收破烂。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

再有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晒干了接着卖。最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嚼谷，实在可怜。但小玩意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

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旧京有白面房子、有最下等的土窑暗娼，街边也有坑蒙拐骗，也有摆着桌子写着“吃馍当兵”的国民党征兵处。当了兵就给两块钱，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当兵”为生，入了伍找机会就跑，换个地方继续当。

民国时候，各地若有灾荒，人会出来逃荒，河北一带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一些人进了永定门，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打个简易的棚子，摆个小酒摊儿，卖上几种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

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没钱进货），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赶大车的。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哪怕是小孩儿，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花生米），卖臭豆腐、打粥。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连雪花酪都没吃过。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儿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北京改叫了北平，房价物价都不高，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如北京小吃。小吃多是价格低廉、便于携带、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论好吃与否，定能果腹。

卤煮、爆肚、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起码它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与颐和园等，门票都不算高；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多是分时间计价，一刻钟打一次钱，每次打钱不多，五十年代也就是几分钱。因此不论穷人富人，都一样吃小吃，逛公园，听曲艺。

曲艺表演

若论再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会买只猪头来炖。那猪头不好买，要提前到肉铺去预定，临了说要肥的，还提前能饶上几张肉皮。把猪头洗干净了，用刀背在顶上剁上几刀，将脑骨剁开（剁不好，到处都是碎骨头茬子）。用葱蒜花椒、用大锅把猪头炖到九成熟，把猪头肉从头顶扒开接着炖，直至晾凉了分食。这几乎是北京最底层人的生活了。

正所谓“游商不税”。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方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和拿着面条白来煮。

逢年过节时这仨摊位给药铺送礼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在换地方吧。这一切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现代化社会生活便利了，不需要那么多底层服务，再普通的工作对劳动者也有技术要求，使得贫民不易谋生。而过去天桥一带，大街上游动着卖茶水的人。一手提着茶水瓶子，一手抱着粗瓷大碗，一大枚铜圆两碗。

老北京车夫

朝阳门外、天桥南边，甚至有几处给乞丐住的客店，叫火房子。在屋子中间挖个大坑生火，一圈乞丐围着取暖，每天一大枚或几个小子儿。穷人家的女人们则去缝穷，一个挨一个坐成长蛇阵，每个人腿上堆满了破铺陈（破布），早上先去粥厂打粥，回来缝穷，多是缝袜子底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第一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三代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书。实际上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文化，翻身了。

不论有没有钱，都讲礼义廉耻

都说北京城东福西贵南贫北贱，但此言并非绝对。自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北京有钱人少了，下台的去了天津，在台上的去了南京。南来北往讨生活的人，不论贫富与阶级，都生活在胡同里。

小时候，胡同里斜对门有一家有个哥哥叫小三子，脑子好像有点毛病，没上成学，成天家里呆着看电视。他爸爸是地道的“骆驼祥子”，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儿的，姓平，当时就八十多了。

平老头太穷了，娶不起媳妇，由街道介绍分配了一个，那老太太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跟鸡爪子似的。乍着手，眯缝着眼睛、奢咧着嘴唇、拄着根棍儿，一步一蹭地去胡同里上官茅房。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还有俩姐姐，好容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

九几年，他在饭馆里给人家洗猪肠子，每月一百块钱。后来父母去世，胡同拆迁，小三子就一人儿，给他找了小破楼房一居室，吃低保凑合活着，想来现在也有五十多了。

这就是胡同里的“di duan ren kou”，每条胡同都有吃街道补助，平常舍不得吃肉，只能买点血豆腐或肺头小肠，回家凑合解馋的人（现在下水也不便宜了）。大家都知道哪家困难，但从来没人会绕着走，更没想过让他们找外地的亲戚，离开这儿。相反，街坊之间能想法儿帮衬，煮了饺子给人家端一碗。白送东西怕伤人面子，会低价给人东西，您瞅这外套您能穿？您给五块钱拿走吧。

老北京胡同

在北京，小三子这样的人家不算最贫苦。按说过去最破的地方，还是天桥、先农坛墙根儿一带，比龙须沟还惨。每家房子都是擦屁股的砖头（指碎砖烂瓦）盖的一两间小破窝棚，家家儿挨在一起，两边形成一条条的小“胡同”，没院子一说。房子小到开门就能上炕，讲不到居家布局。小“胡同”里面地都堆砌了各种杂物，窗根儿底下就是臭沟，让人没地方下脚。这地方一路过就想起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自传里写的事儿。

侯宝林童年时被迫以捡煤核、卖报纸、拉水车为生。煤核儿是没烧透的乏煤，中间的芯儿还是黑的，捡早了烫手，晚了就被别人捡走了。捡的时候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别被人抢了，也怕熟人看见。

白天撂地卖完艺，晚上睡觉没被子，要向被货铺租被子，那家租被子的女老板叫马三姐。看他可怜总是不收他钱。男老板问：“给钱了吗？”马三姐就喊：“给啦！”实际上不要。唱琴书的关学曾也卖过臭豆腐、给人家送过门神。送门神是卖门神那张纸码儿，说几句吉祥话，以讨得一点赏钱。

再比如，骆驼祥子是乡下失去土地而进城的人，他没手艺，空有一身力气，每个月只挣几块袁大头，但也攒钱买下了车，若是运气好，他能在北京赁处像样的房子，把虎妞娶回家过日子。即便是他落魄了，还能混个送殡打幡儿的不至于饿死。

与拉洋车的同时期兴旺的是北京的警察制度。警察最早是弹压街面，帮助群众的，大家都是街里街坊，并不会欺压百姓。他们管拉洋车的不会太罚款，马路边上能设有供洋车夫喝茶水的地方，会管着洋车夫不许跑得太快，以防止炸了肺跑死。因此北京街面上讨生活的人，大多能彼此和谐，相互制约，不会被人追着打撵着跑。

过去的穷人也有乐呵的时候，可能是消息闭塞，不知道富裕的人怎么活着。再起码是“穷帮穷，富帮富”，穷苦人不会多有文化，但尚能维系着街坊邻里的关系，好比香港的九龙城寨一样。当然，穷苦人的生活不能美化，他们的工作没地位没尊严。人家坐着你站着，人家吃着你看着。但穷苦人想不到这么多，先饱腹再说吧。

但不论有钱没钱，都讲礼义廉耻，都一样喝豆汁儿。

以善待穷人为荣，

赶走穷人为耻

富贵本无种，尽从勤中来。

人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京城少有长久的富贵，也少有长久的贫瘠。所以老北京人恪守礼教，家家都有佛堂，乐善好施，以善待穷人为荣，赶走穷人为耻。

老北京街头做买卖的人

谁家对穷苦人和下人不好，谁家名儿就臭了，没人爱搭理。民国时，我家捡了一户逃荒要饭的人家，姓赵，干脆就安排在家里位于北京城外洼里村的地头儿上，翻盖一下几间房子，由他们来种那几亩地为生，顺手帮忙照应一下祖坟。每年新打下粮食来，给家里送一次尝尝鲜儿就行了。

再有是家中上坟去时帮帮忙，从来没什么“收租子”之说。后来祖坟被开辟成奥林匹克公园，这户人家八十年代尚能联系。

抗战胜利后我家家道中落，而我的叔祖父仍给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捐了些钱，以表他的慈悲之心，至今还留有捐款的收据。

看《老北京旅行指南》一书中，也能看到北京有众多的慈善组织，有市政公所、京师警察厅等下属的，都由政府拨款；也有带点宗教色彩，私人出资筹办的。总名目有第一、二救济院、慈善五族平民教养院、贫民教养院（分内外城）、社会救济院、极乐万善慈缘总会、龙泉孤儿院、广仁堂、崇善堂等等。

冬天时，慈善机构会开设的粥场来舍粥，舍棉衣；夏天会舍单衣。先农坛里都设有树艺教养所，专门收无业游民，教给他们园艺，以便日后谋生。北京有义学，有所市立平民学校，分初小和高小，也是不收一分学费。但凡人能坚持到高小毕业就能找到点工作，甚至都能去教初小了。还有为盲童设计的启瞽学校。

另有如功德林有流栖所，即穷人的收容所，也会给医药和服装，但一般做不到遣送回原籍。广渠门内有育婴堂。还有陆地慈航会，是由牛车拉着，发现死人就运走埋了。各处会有义诊，看病抓药都不收钱，当然也治不了什么大病，都是开点很一般的草药。在北新桥一带，义诊的地方在现在的北新桥二条，叫“报恩寺”。

而大批富有的老字号为了博得名声也会大做慈善，顺便也做了广告。同仁堂乐家除了舍药，还会在挖沟的地方夜里点上灯，以方便路人。北京饭店也经常举办慈善游艺会或慈善舞会，门票一元到三元。

老北京有几位知名的慈善家。他们不仅掏钱，还做了很多实事。做过总理的熊希龄创办了香山慈幼院，专门培养孤儿。老舍童年时上不起学，是由西四著名的刘寿绵刘善人供给他上学。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刘善人家的产业，后来他散尽了万贯家财，带着女儿一起出家了，成为了宗月大师。老舍先生的很多小说，都是讲贫困线以下的滑稽和幽默。他笔下的穷苦人是真穷苦，但都真本分，可敬可爱。

香山慈幼院

如今，但凡读过点书的人，已经不易理解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了。我们想不到过去人能去买二手的衣服和鞋子（不知是从活人身上抢的，还是从死人身上扒的），也没见过大街上冻饿而死，一卷芦席埋到义地里的 “倒卧”。但从逻辑上讲，总归是有的。

北京有过很多收编穷苦人的时候。通惠河南边有条铁路，当年有很多铁路沿线的外来劳工，把工棚搭建在铁路旁边生活，日久天长并入铁路系统，落户北京了。1948年前后，北京编订户口，有很多人寓居在某户，新中国上户口的时候就算是那里的人了。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真把考试和吃饭挂钩，一百分的人吃一百分的饭，那么不及格的人，怎么也得给六十分的饭吃。也许我们养不起那么多不及格的人，也很难一时让他们拿高分，但真把得零分的都饿死？于心何忍呢！中国走过弯路，人人都穷过，做人不能忘本，不能没有体恤，更不能张嘴“何不食肉糜”，尤其是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