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蔡枢衡先生曾在一篇文章当中写到：“尽管习法者能知外国法及外国法律家甚多且详，却不一定知道中国法律史和法学史上有个沈家本。这不能不算是中国法律学教育的失败和耻辱。”

1840年出生的沈家本，因为在晚年奉命主持修订法律，参与晚清法律改革，而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人。蔡枢衡在1939年撰文如此评价沈家本的时候，这位依法治国理念的首位提倡者才离世仅仅20年。

近百年来，沈家本如同蒙尘的珍宝，时常被世人所遗忘。而李贵连的作品《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便是对沈家本的中外法治论说、修律实践和法治改革理想进行了系统论述，可以一窥沈家本在当时的先见，当然还有局限——属于时代的和个人的。

最近，《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当选为《法治周末》主办的“2017年十大法治图书”的年度图书。

对于沈家本在中国历史中的命运，李贵连曾经这样描述：“晚清法律改革”“沈家本”等名词，似乎在1930年代，便已“失语”，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前，则几乎成了不为法学界所知的古董。改革开放，把老古董从故纸堆中翻检出来。今天，“沈家本”“晚清法律改革”，虽然不是法学界十分流行的热门话语，但是学界中人，对此至少不再陌生。

如果说沈家本是媒介东西法律的一个“冰人”，那李贵连无疑是将沈家本除尘擦亮、为现代人所知的“冰人”。

1980年代，李贵连开始做沈家本研究的时候，既没有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不知道沈家本有哪些后人，当时沈家本的曾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还未进入法学界。所有的资料只能全部靠自己去国家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以及各个档案馆寻找、收集、誊抄。

当时的许多资料都在北京图书馆位于柏林寺的分馆、故宫博物馆的明清档案馆等地。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李贵连就天天泡在这里，早上骑着自行车去，晚上在骑着车回学校。

“故宫我很熟的，档案馆中午休息，我没地方去，就天天逛故宫。”即使如此能找到的资料也并不多，但是提起那段在各个档案馆寻找沈家本的时光，李贵连流露出幸福的笑意，“当时寒冬酷暑也不觉得有什么辛苦，从故宫出来，经常会骑着自行车，一条马路直穿北京城，也挺好的。”

随着研究沈家本的人越来越多，关于沈家本的资料也慢慢充盈起来。李贵连编订的《沈家本年谱初编》（与张国华合作）和《沈家本年谱长编》也先后出版，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沈家本的生平事迹，重点突出了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法律思想、法律主张和修律活动，为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材料基础。

1990年，沈家本诞辰150周年的时候，由张国华教授牵头，沈家本法律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李贵连还记得，那时候因为经费紧张，是多家法律院系及相关单位捐款支持，这次活动才得以召开。“当时来了一二百人，规模还是挺大的”，这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沈家本研究专家，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几十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此后，李贵连的研究也开始有更多的思考。

从1980年代起，李贵连开始研究沈家本，对于沈氏思想的研究便是建立在杨鸿烈教授的基础之上，李贵连解释说，杨鸿烈教授说的“冰人”就是媒人的意思，但是沈家本这个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的媒人做的怎么样，最后做成了没有，李贵连认为，杨鸿烈并未详述。

2003年，李贵连对沈家本的研究有了变化。在为纪念沈家本逝世90周年研讨会准备演讲稿的时候，李贵连进行了重新思索，发现“共和国法治”“法治开先河”为题的多幅挽联，其实是对沈家本晚年修律的盖棺定论，在此基础上，李贵连对于沈家本的现代法治改革梦理解更清晰了。沈家本的法治(rule of law)和当时清朝奉行的法治，在精神内核上有天渊之别。于是也就有了《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一书，法治，是沈家本的梦，他主持法律改革，追的就是这个梦。

李贵连在《现代法治：沈家本的改革梦》的自留本中，用红笔和便利贴将这样一段话仔细地标注了出来：以法治者，其流弊必入于申、韩，学者不可不慎。抑知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

李贵连解释说，申、韩之学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治学说，泰西之学则是西方法治学说，当时沈家本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两者的不同，将法治和自由联系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直到1990年代，还在被中国的法学界讨论，李贵连感叹，实在无法不使人不佩服他的法学渊深以及由此而来的洞察力。

但是，变革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伴随着中西法律文化的交锋，新旧势力也在激烈争论，当然，沈家本本身也难逃时代的局限性。

最后，沈家本也在经历多次争论，被斥责悖逆纲常、离经叛道之后，被迫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回任法部左侍郎，从而结束了他将近10年的修订法律生涯。

后来清王朝灭亡，沈家本的思想设计实际也并未被纳入国家意志，但这丝毫不能影响沈家本的历史贡献。沈家本在修律中所制定的法律以及他所传播的法律理念，其实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消亡。

李贵连表示，自己已经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沈家本，但是沈家本仍旧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而这需要更多学者愿意参与其中。

在北京西城区上斜街的胡同里拐上几次，便能寻见位于金井胡同的沈家本故居，几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颇为破败的大杂院，杂物随意堆砌在门口，几十户人家居住在里面。只有外墙上挂着的“沈家本故居”昭示着这里与胡同里其他院子的不同。

沈家本于1900年入京至1913年逝世期间一直住在这里，这里不仅见证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日子，沈家本的许多著作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在沈家本的院子里有一座名为“枕碧楼”两层木质小楼，沈家本的作品《枕碧楼偶存稿》《枕碧楼丛书》均是由此得名。

在这里，沈家本会见过清末民初的许多名人。清末帝师陈宝琛，后来当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段祺瑞、徐世昌、汪大燮以及国民党元老陈英士、胡惟德、王宠惠等，都到过这栋小楼。那些修律时的学者，如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松冈正义、志田钾太郎、小河滋次郎，中国学者伍廷芳、俞廉三、许世英、董康、江庸、杨度等也都曾在这里长谈短晤。

去年上半年，这座曾经容纳过50多户人家的院子，经过几年的修缮，将以新的面貌重生，成为中国法治名人博物馆。而早在2016年下半年，沈家本及清末修律相关史料的征集工作也已经开始，经过百年变迁，这座大杂院也终于可以回归其本来的面目。

1900年，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另有资料记载其1901年回京就职)，也正是在这一年，慈禧太后接过维新志士的变法旗号，下令变法，拉开了法律改革的序幕。规定除三纲五常万世不易外，“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朝廷正式下达法律改革之诏，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请旨审定颁行”。根据清廷的谕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连衔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改革工作。同年4月6日，以“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收回“国家利权”为目的，清廷正式任命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进行改革。

发生在20世纪初的这场法律改革，是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思想家法律改革要求的继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门。

此时，沈家本已是年过花甲之年。沈家本出生于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在研究中国传统律法近40年后，他自己和清政府都经历了一场巨变。民国法学家杨鸿烈教授评价沈家本称：“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方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沈家本在43岁那年考取进士，当时他已经在清朝刑部做官。考取进士后，沈家本便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法学的研究上，对传统法学精熟的他更是“以律鸣于时”。

他没有国外留学的背景，过去的知识储备也大多集中在传统律学领域，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够放眼世界，积极了解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法学情况，对中法与西法、旧法与新法、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会通，直到今天依旧让人感叹。因此有人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首倡“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沈家本则是第一个主张睁眼看世界法律的思想家。

提起沈家本的这一点，李贵连教授嘴唇紧闭，深深地点了点头，“这点我是很佩服他的”。

李贵连研究发现，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主持法律改革之前，并未发现沈家本对于西方法治有什么特别的了解。李贵连判断，从中到西的这一改变，很可能跟沈家本遭八国联军强行拘押4个多月，命悬一线有关。也许正是这样的切肤之痛，导致了他思想的急剧转变。

戊戌变法期间，慈禧太后命荣禄调甘军驻防长辛店。没有想到的是甘军途经保定时，与城中北关法国教堂发生冲突，伤人毁物，引发了“北关教案”。沈家本当时作为保定知府，勉力在逞一时之忿的甘军与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洋人之间折冲调解，前后22天，总算谈判解决，同时有理有据地拒绝了法国教士赔地赔款的苛刻条件。

但八国联军入保定城后，因沈家本据理争夺回保定府署东侧房产一直怀恨在心的法国教士，趁此机会遂向“联军”诬告他附和义和团。“联军”随即将他拘留，关押在保定北街教堂里，沈家本被扣留后又被指责当年在处理教案时对待洋人不公。最后经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电谕过问，李鸿章等人几经交涉，才获得自由，但是被同时扣留的其他3位官员均被枪毙。

这对于年过五旬的老知府打击不小，脱离虎口不久，沈家本曾作诗云：“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这时候，沈家本意识到，中国若想强大起来，必然要通过法治兴国，走法治强国的道路，而在当时，中国不仅没有专门研究法学的机构和科目，甚至人人鄙弃法学。

沈家本用“泰西法治”来表述西方法治，并把中国的富强梦寄托在这种法治上。难能可贵的是，沈家本并未因此就一味地推崇西方法治。

李贵连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导师张国华教授曾经提到，沈家本在对待中西法律文化的态度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他既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中国已经落后的现实，坚决主张向西方先进的法制学习，同时强调学习西法、引进西律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国情。

在沈家本的主持下，几年时间，就翻译出十几个国家的几十种法律和法学著作，从中吸取世界优秀法律文化，吸收资产阶级民主法治思想，供我国当时的法律改革参考和借鉴。

沈家本首先修订旧律，对《大清律例》进行全面改造，该法典删除了凌迟、荣首、戮尸、缘坐和刺字等残酷的刑罚，禁止刑讯和买卖人口，废弃了奴婢律例，统一了满汉刑律。虽然从大端而言，这仍是一部旧式的刑法，但正是这部过渡时期的法典的制定意味着传统法制创新的开始。

此后，他又先后制定出《大清商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违警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新民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我国近现代意义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商法、破产法等法律或法律草案是在那时开始产生的。从此，中国古代民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的中华封建法制开始瓦解。

司法独立也是沈家本法治追求的重要部分，浸淫官场多年，沈家本深知行政官兼任司法的弊害，在当时司法独立已成各国的潮流，而且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良规，在他主持清末法律改革期间，中国传统的行政司法混一的制度瓦解。

清朝统治者历来认为法律无足轻重，绝大部分官吏对法律一无所知，因此沈家本对于法律教育非常重视，1906年，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成为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开端。

李贵连认为，这是沈家本先生知道他的理想在当时无法实现，所以希望通过振兴法学，达成期望，他寄希望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