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去世后，保姆赵月兰成了优优的奶奶赵月兰并非别无选择。

雇主夫妇去世后，优优成了保姆赵月兰的“孙子”。赵月兰本可以将优优还给他的亲属，法律会强制他们对孩子负责；也可以将孩子送到社会福利机构，医疗和教育条件都不差，不用筹款募捐就可以应对优优所患的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但赵月兰不能。她忘不了雇主生前的嘱托，“别送走优优，只有你对他好”。雇主当年只相信她，如今她只相信自己，即使花掉女儿的彩礼去给优优治病，她也坚持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我又不敢收养”，十三年来，赵月兰与优优都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祖孙关系”。她害怕一旦办理收养手续，优优就会失去“弱势群体”所能得到的一切社会保护，包括孤儿生活补贴以及募捐来的善款；她也害怕，一旦与优优确认法律关系，会激化跟亲生女儿的矛盾。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只当自己在做好人好事。

于是，在这个家庭里，优优始终是个“寄居的孩子”，没有人在感情上对他吝啬，但也没有人能给他“孤儿”以外的法律身份。

优优旧病复发后，63岁的赵月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做回了“保姆奶奶”“保姆奶奶”

“今天买中药又花了七百多，吃激素不长个儿嘛，我不想毁了他。”2021年7月中旬见到赵月兰时，她穿着红白格的收腰连衣裙，坐在餐桌旁翻看近一个月的转账记录。

餐桌边放着两个纸盒，一个装满了中医药材，一个装着四五种不同功效的西药。一笔笔花销，在她手机上加载出来：“上次买了五包花了三百多，你看，前面还有一个三百多……”。

有限的收入，让赵月兰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老人。但她仍会在“紧巴巴”情况下，挤出一点钱去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63岁的赵月兰把头发染成时髦的红色，因奉行“不能穿得像老人”，常在网上淘买十几二十块的裙子，惹得邻居都来跟风。但自从今年6月，“孙子”优优的旧病复发，“买买买”的日子就结束了。她又做回了“南昌保姆奶奶”，这是她身上最显著的标签。

赵月兰有过一段帮人带孩子的保姆经历，优优是雇主的遗子。2013年至2016年间，雇主夫妇相继去世，因允诺“有我吃的就不会让孩子饿着”，她抚养优优至今，从6个月到13岁。

优优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六岁发病后在长春一家诊所治愈，直到今年6月6号再次复发。那天，老师突然打电话说优优发烧了，赵月兰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病了”。听到“复发”的推测，优优脸色变得难看，转过头来瞪着赵月兰，“你怎么老这么说”。赵月兰听了也不气，她知道优优对“复发”两个字敏感，因为吃过太多苦，“第一次发病，大冬天的发烧40多度，身上一件衣服也不能穿，只能敷冰袋。”

最终，南昌市儿童医院的大夫印证了她的猜测。医生建议给优优吃激素，但听说吃激素会影响身高，她马上拒绝；医生又建议打生物制剂，说曾有一个小孩从6岁发病，打到23岁，副作用小，但价格吓退了赵月兰，“每半月打一针，一针两千块，我打不起”，她说。

实际上，优优并非没有“亲人”。他尚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姑姑和舅舅。至于优优父母与家里人为何到了“不相往来”的地步，赵月兰也说不清楚。

优优父母去世前，曾留下了家里老人的联系电话。此次优优旧病复发，赵月兰曾尝试求助孩子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虽然13年来几位老人几乎没有主动打来电话关心孩子，但优优毕竟是他们的“血脉”。

“你拿点钱给孩子治病吧”，今年复发之后，赵月兰拨通了优优奶奶的电话，对方敷衍着说，“好啊我有钱，我有十块钱。”赵月兰听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人糊涂，没法沟通。”

优优外婆的号码则成了空号，赵月兰几经打听也没有找到电话。“找到应该也没用”，赵月兰回忆，优优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外婆有一次路过，顺便来看优优，赵月兰求助说：“我把家底都掏空了，你能拿点吗？”对方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掏出两百，“还不如左邻右舍帮得多，我赌气让她拿走”，赵月兰没想到，她真的又把两百块装回包里。

这些天，优优高烧一直不退，他手脚肿着，腿部关节因为积水疼痛，走路只能一拐一拐的。赵月兰本想带他重回长春诊所治疗，但由于疫情原因，诊所暂时无法接待发热病人。无奈之下，赵月兰在本地找了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每天熬中药来稳定优优的病情，中药从30元一包“升级”为70元一包的，如果还不见效，恐怕要换成160元一包的，“你都想不到我在他身上花了多少钱”。

养了优优十三年，赵月兰不缺荣誉，她缺钱。优优复发一星期后，正赶上一家企业举办“南昌好人”颁奖典礼，赵月兰凭抚养优优十三年的事迹，获得了“保姆奶奶”的奖杯。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她脱口而出的不是感谢，而是“求求好心人，再救救我小孩吧”。

这时，媒体镜头纷纷对准她，优优病情的复发，让“保姆奶奶”的故事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优优的中药，从最初30元一包“升级”到70元一包“寄居”

时间倒回2013年7月的一天。

“咚咚咚......”，赵月兰的家门被敲响。门外，是一对提着包裹的夫妻，“我们生病了，被房东赶出来了，能在你这住两天吗？”

他们正是优优的父母。赵月兰是个单亲妈妈，为了养活正在上小学的女儿，她退休后一边领着粮食加工场700元的工资，一边当保姆照顾邻居家孩子。孩子们在她家吃住，除奶粉外，穿衣、吃饭、睡觉一概由赵月兰负责，每个孩子每月收费1000元。

优优是赵月兰接手的第二个孩子，家住隔壁小区，2008年来的时候才六个月。最初，赵月兰对这家人的印象不错，尤其是优优，头发自来卷，眼睛大大的，笑起来像膨胀的月牙，“他们一家人穿得都很干净很洋气”。据她了解，优优妈妈是超市售货员，每月工资一千出头，爸爸是货车司机，工资两千出头，两个人不光要应付日常开销，还要支付每月1000元的房租。

很快，夫妻俩就付不起保姆费了。赵月兰接手优优后，只在第一个月顺利地拿到了1000元工资，之后就是今天给三百，明天给两百，勉强能在一个月之内凑齐。四五个月后，夫妻俩再也拿不出钱，“优优好小的时候他们就欠了我两万多，这孩子完全是我养大的。”

赵月兰印象里，优优父母还经常“蹭饭”，他们总在上午十点左右来看孩子，到午饭时间也不离开，赵月兰只得留两人吃饭，“隔三差五就来，一个月要在这吃上20天。”

直到2013年7月两人叩响赵月兰的家门，他们嘴上说着“住两天就走”，却彻底搬了进来，并长期蜷缩在卧室L型的沙发两端。

有一天，赵月兰实在忍不住问他们：“不是住两三天就走吗？”夫妻俩这才承认，因为生病，他们已经丢掉工作很久，没钱。

赵月兰并不了解两人的具体病情，只是看着他们逐渐虚弱下来，女人长期躺着，脸色发白，男人则总是觉得冷，用毛巾把头全部围起。夫妻俩住进来之后，抛开吃住不谈，连电话费也要赵月兰支付。优优爸爸犯烟瘾了，赵月兰不得不几块几块地“资助”他去买烟。

其实，赵月兰对他们的包容并非毫无缘故，这对夫妻曾有恩于她。

2010年，赵月兰突犯心脏病，彼时，丈夫去世，女儿又在外地读书，是优优的母亲一天三顿地给她往医院送饭。医生说她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两万五，她拿不定主意给优优爸爸打去电话，优优爸爸笃定地说：“得搭桥，你要是没钱我去想办法，借钱也得搭。”这让赵月兰大为感动，“我明知道他借不到，但他这句话让我心里蛮舒服。”

正因如此，在拿不到保姆费的时候、不得不“收留”一家三口的时候，赵月兰总习惯性地将那份感动一再放大。

当然，她也发过脾气。

赵月兰有一个金色的小猪存钱罐，平时她会把零钱全放在里面，存满后就拿到商店或者银行换整钱。有一次邻居喊她去换钱，她拿起罐子的时候发现，“小猪”出奇地轻，她摇了几下，一个钢儿的动静都没有。

赵月兰急得去找优优爸爸对质，“女儿从没偷拿过钱，能是谁拿的？”。优优爸爸觉得瞒不过，最终承认是他花的。那一刻，养活他们一家三口的委屈一股脑儿涌上赵月兰心头，“你们吃我的，住我的，一分钱都没给过我，还拿我的钱，把我当傻子吗？”赵月兰曾多次告诉他们，家里每个月只有700块的生活费，“就这还要偷拿。”

其实，亲戚朋友一直都劝赵月兰“别管闲事”，但赵月兰总觉得，两个人年纪轻轻的，总有一天会找到工作把钱还上，回想起来，赵月兰只觉得自己“太傻了”。
优优从六个月起就寄居在赵月兰家，今年他小学毕业了，他想快点长大报答奶奶“托孤”

在这对夫妻寄居四个半月后，优优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2013年12月11号，优优妈妈一大早就说胸口好闷，赵月兰把窗户和房间门都打开也不管用。优优妈妈说想吃猪肝，赵月兰马上出去买，等把猪肝煮好端给她，她又不想吃了，只是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大概下午六点，赵月兰发现优优妈妈的眼周和嘴巴都是黑色的，想送她去医院。优优妈妈却说：“别，我们吃你的住你的，你哪还有钱给我看病”，赵月兰忙说：“还有三百块，救人要紧。”于是让优优爸爸扶着她去了医院。

大约八小时后，优优爸爸满脸疲态地回了家，整个人瘫靠在门框上说：“人走了。”赵月兰点点头，她早就猜到了，从那天客厅挂表突然停了的时候她就预感“情况不好”。优优妈妈去世一年后，优优和爸爸接连确诊了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和淋巴癌，他们的生活笼罩在更大的阴影之下。

赵月兰住的房子是母亲的，母亲去世后，兄弟姐妹考虑到她经济困难就都没争没抢，把房子让给了她。优优妈妈在这里去世后，兄弟姐妹都抱怨她“把房子搞得乌烟瘴气。”赵月兰心里也觉得晦气。

2016年底，优优爸爸病情恶化，“要是再在我家出点什么事我就吓死了”。无奈之下，赵月兰挤出两千块钱让他另寻住处，独把优优留下。但赵月兰依旧允许他每天来家里吃饭，据她所知，优优爸爸每晚都在网吧过夜，到饭点儿就拄着拐棍来吃饭。

“直到现在我都很遗憾，没让优优爸吃上最后一顿。”赵月兰回忆，2016年大年三十下午，优优爸爸来敲门的时候她正在洗澡，“我以为他不会走的，谁想到去开门时人就不见了。”那天以后，优优爸爸踪影全无。

直到正月十二，赵月兰才听说，孩子的父亲死在了优优的姑姑家，被发现时遗体已经腐坏，从此优优成了孤儿。

但赵月兰并不打算让优优去与“孤儿”有关的任何机构，因为从小带大的不舍，更因为他父母临终前的嘱托。

优优妈妈去世前两天，夫妻俩突然变得很亲密，一整天都在沙发上依偎着，她路过时偶然听到两人聊天，优优妈妈说：“千万不要救我，救了以后坑得也是赵月兰，我们的小孩还要她养。”

两人刚搬进来时，优优妈妈就曾嘱咐赵月兰，“假如我们俩有事，这个小孩你一定要带着”，赵月兰不解，两个年纪轻轻的能有什么事，“我以为是开玩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优优爸爸病重之后，赵月兰曾想拿积蓄送他去医院，但被拒绝了，“放弃我吧，小孩的病还需要治，我要是死了，千万不要把优优送走，只有你对他好。”
优优的病复发后，赵月兰的同学闻讯到家里捐款“我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养活他”

“你放心，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优优饿着”，被“托孤”时，赵月兰如是说。

她以为养孩子不过是吃饭、睡觉、上学，“但没想到会是这样”。优优的病不断挫伤着赵月兰的信心，再加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笃定。

优优第一次确诊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是在2014年。赵月兰记得，在医院做完检查后，她听到的第一个判断是“没法根治”。医生建议吃激素进行保守治疗，但可能导致发胖或者身体变形，赵月兰觉得“那跟毁了孩子没什么两样”，于是带优优去上海就医。“没想到还是一样的，只能吃激素。”

治疗期间，优优每个月去一次上海，每次停留半月左右，最高一次花了6万多，最少也得7000多，“一年零七个月治下来，怎么也有几十万”。赵月兰也捋不清这几十万是怎么凑齐的，除了社区组织的捐款以及好心人主动送来的钱，归属最明确的一笔应该就是女儿的彩礼钱了。

2015年，女儿结婚的当口，正好赶上优优要去上海看病。赵月兰的退休工资和保姆时期的积蓄已经用光，只能动了彩礼钱，除去给女儿买项链和戒指花的4000块，其余六万四都成了医药费。外孙办满月酒的时候，女儿特意嘱咐赵月兰：“彩礼钱你留着用吧，不用给我了。”赵月兰实在心虚，这才坦白。

当时女儿就跟她吵了起来，说她一门心思都扑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女婿也因此不再开口叫“妈”。

坐完月子，女儿希望赵月兰帮忙带孩子，自己好出去工作，但赵月兰不肯答应。女儿骂她“傻老太婆”，还说了很多气话：“你不带自己的亲外孙，也可以去过自己的生活，何必为了一个外人活的这么累，等你老了，就靠他养你吧。”

赵月兰知道女儿是心疼她，但她对优优父母的承诺是心里迈不过去的坎儿，“说句不好听的，哪怕是养条狗，养了这么多年也舍不得扔掉”，她觉得，做人要有良心。但她也心疼女儿，女儿一家人全靠女婿的工资维持，“她也难啊”。现在女儿一有事，就会把两个孩子放在赵月兰家，她从不拒绝，生怕女儿说她连亲外孙都不管。

实际上，女儿并非表面上那样铁石心肠，优优只要缺东西，不管是衣服还是日用品，女儿都会及时送来。周末，女儿还会和丈夫一起带优优去游乐园。每年生日，女儿作为“姑姑”，都会提前给优优准备蛋糕，赵月兰总说生日没什么好过的，这时候女儿会反驳她：“要是不过，孩子就会想‘自己爸妈在该多好’，到时候多难受。”

优优患病以来，因为本地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家里经常有好心人到访，不免生出闲言碎语。有人说赵月兰想靠优优赚钱，有人说赵月兰已经发财了，甚至还有人说这病是赵月兰“搞”出来的，“这病的名字我读了两个月才读顺，我能搞得出来？”

提起这些，邻居都替赵月兰觉得委屈，感叹“好人难做”。起初赵月兰也觉得冤枉，但听得多了就觉得，“别人说啥管不了，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

从上海回来之后，赵月兰打听到长春有一家私人诊所曾经治好过类似病例，她带着优优，坐了22个小时的火车去见了医生。七个半月后，优优的症状果然慢慢消退，终于成为一个正常孩子。

此后，赵月兰一度认为已经扛过了最难的时候，随着优优健康长大，她也能像正常人一样，享受晚年生活。
赵月兰在辅导优优功课送走？留下？

2021年6月，优优旧病复发，赵月兰的活再次被“打回原形”。

在赵月兰的脑袋里，那些为钱发愁的琐碎片段，不断跟优优笑起来的美好画面“打架”，一个念头也随之反复：我撑不住了，到底要不要把他送走？

每天早上七点，赵月兰准时起床，把熬制中药的电水壶插上电，然后叫醒优优，顺便让他就着温水吃下退烧药或者消炎片。两个小时后，赵月兰把熬了两遍的中药端给优优。这期间，每隔四十分钟，她要把止痛药和治疗膝盖积水的药依次递到优优手上，不能混合，因为怕西药之间有相互作用，影响效果。

这就是赵月兰现在的日子。

近两个月，赵月兰晚上最早也得凌晨两点以后才能睡觉，“优优每天都烧到快40度，我得守着他”。7月中旬，最后一次去赵月兰家采访时，眼科医院正好打来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因为熬夜和流泪，赵月兰明显感觉眼睛“不好使”了，经常模糊不清。但因为记者、朋友和好心人的来访，她一次次推迟着检查治疗的时间，“操心啊，这段时间最起码老了十岁”。

其实赵月兰并非别无选择。

赵月兰户口所在的社区名为“朱紫巷”，李献花是原社区主任，也是与赵月兰接触最多的社区工作人员。在帮助赵月兰募捐时，李献花曾听赵月兰念叨说：“我也不晓得自己寿命多长，万一我走了孩子怎么办”。李献花劝她干脆把优优送还给奶奶或者姥姥，但赵月兰认为，“人家不要，而且送过去肯定没有在我这过得好......”

赵月兰想起每次联系优优家人，都会得到类似“你想养就养，不养就送到福利院”的答复。对此，安嘉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表示，按照我国现行民法典规定，优优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有抚养义务的，他们有责任保护优优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其所需的治疗费用，他们也有义务支付，且义务不能随便放弃。如果优优诉之于法律，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有可能涉嫌犯罪。

优优户口始终在隔壁的上谕亭社区，也就是外婆家，虽然外婆已经卖掉房子搬走，户口成为了空挂，但社区依然对优优的生活及治疗负责。熊春从2020年开始担任上谕亭社区的主任，她介绍，像优优这样的孤儿，可以送到西湖区福利机构，据她了解，福利机构可以将孩子抚养到18岁，教育、医疗条件都不差。

优优最近复发之后，赵月兰经常来上谕亭社区，一方面是希望社区能够帮忙筹款，另外也是为了倒倒心里的“苦水”，包括没钱、没精力、家庭关系受影响。“她力不从心，我知道”，为此，熊春多次建议赵月兰把优优送到街道的福利机构，她劝说赵月兰，辖区内不止一个孩子在那里生活，“送到那就不用你操心了，而且政府绝对不会不管孩子生病的事儿。”

一提“送走”，赵月兰就忍不住抹眼泪，“他们给送到医院肯定会打激素，万一小孩有副作用怎么办”，就像当初优优父母只相信她一样，如今她只相信自己。

只有一次，现实超越了感情。前几天，社区告诉她，社区能给优优的救助款最高只有600元，街道的额度也只有1000元，“我很生气，为什么全都要靠我一个人”，一时冲动，她跟熊春说：“干脆送走吧。”

“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送他去福利机构”，熊春甚至觉得松了一口气，从社区层面来讲，她觉得去福利机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有更便利的医疗条件，赵月兰不用四处借钱筹款。而且，随着优优逐渐进入青春期，他们也担心，更多的宣传和募捐会给孩子带来心理影响，这也是一个大隐患。话说出口还没五秒钟，赵月兰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摇头摆手不断重复着，“还是不要送，不要送......”

“理解”是熊春与社区领导在“保姆奶奶”这件事情上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虽然需要时刻关注优优，还要对赵月兰的困难和需求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甚至要为孩子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提前打算，但他们还是尊重13年的祖孙感情，“谁也没有权利强行送走优优，如果他们能够像正常家庭一样生活下去，我们比谁都欣慰。”
旧病复发，优优行动不便，有外人来时，他总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不敢收养他”

虽然“保姆奶奶”的称号已经多次出现在南昌本地报纸以及网络平台上，但在法律上，赵月兰与优优因没有办理收养手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孙关系。

赵月兰回忆，领取优优的低保金时，因为不具备“监护人”身份，她只得求优优奶奶帮忙去法院办手续，才领出一万多。 张丽珍律师认为，身份的不明确可能会为赵月兰留下隐患。

张丽珍分析，随着赵月兰变老，等到有一天需要优优去赡养时，从法律角度来说，只要他不愿意就可以不管，不被法律承认的抚养关系自然会衍生不被法律保护的赡养关系。赵月兰对此似乎并不关心，“良心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干嘛？”

关于募捐来的善款，赵月兰会记下每一笔的用途，看病买药的付款记录她也一一保存。赵月兰清楚地知道，自己仅仅是优优“事实”上的监护人，没有法律身份的保护，她不仅要做到不贪优优的钱，也要能证明自己没有贪。

张丽珍称，善款实际就是优优的财产，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赵月兰为避免优优利益受损失而管理财务，属于“无因管理”，受法律保护，即赵月兰可以支配使用这些财产，但前提是必须用于优优的治疗或生活，且需要留存单据以及支付凭证。

但当涉及低保或是政府补助时，赵月兰在领取资格方面受限较大。在具体的领款过程中，各部门或机构必然要审核监护人的领取资格，这时赵月兰的身份就比较尴尬，很可能没有办法取出钱款，“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赵月兰女士应该去明确一下收养人或监护人的身份，以便行使这些权利”，张丽珍说。

“你以为我没了解过吗？是因为我不敢收养。”赵月兰所说的“不敢”，是怕办了收养手续之后，优优就失去了作为“弱势群体”所能得到的一切社会保护，包括低保以及募捐来的善款。她无法想象自己老去之后，失去奶奶庇护的优优再失去社会照顾，该如何过活，“到时候没钱看病也不能募捐，人家肯定都会说我‘没本事就别收养’”。

赵月兰觉得自己确实没有这个本事。“如果他没有病，也许我就去办手续了，把他养到18岁，自己能挣钱，等到结婚的年龄再给他准备彩礼......”显然，如今优优的病情发展早已超出赵月兰的预期，且超出太多，“不是几万块钱能解决的，我有什么资本去收养？”她想着，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就当做好人好事了。

另外，赵月兰也要顾及女儿的感受。万一正式收养了优优，为了治病很可能就要卖掉现在住的房子，这对赵月兰家庭关系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记得女儿说过，给优优存钱、花钱都可以，但如果把房子给了优优，那她在婆家“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婆家会怎么看待这个为了外人豁出一切的亲家母呢，“所以房子我是一定要留给女儿。”

赵月兰的担忧和烦恼，优优都看在眼里。生病到复发这七年间，优优变得越发沉默与内向。

李献花记得，优优小时候特别活泼，见面之后会跟她搂搂抱抱，围着她叫“献花大妈”；家里要是有记者来，他也会拉着人家玩，不停地说：“你不要走了，就在我家吃饭”。如今李献花打来电话，他最多就是打个招呼，被问到身体怎么样，也只有一个“好”字。

今年六月，赵月兰参加完“南昌好人”的颁奖典礼之后，公众的视线再次聚焦于这个祖孙构成的小家庭。上谕亭社区将优优的情况上报到了民政局，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科又联系了北京的一家公益组织，他们愿意帮助优优对接到北京协和医院，并承担医保报销额度之外的所有医疗费用，但赵月兰还在犹豫，“那机票、吃住呢？”由于无法确定治疗期限，赵月兰怕打不起这场“持久战”。

这个夏天，一批批记者、好心人、邻居和同学再次来往于赵月兰家。她常在客厅跟来访的人诉苦、抱怨，哭着说没钱治病或是一遍遍讲述优优父母如何离去。 卧室里的优优总是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偶尔变换躺着的姿势缓解疼痛。

“外人”的身份一直跟着他，他自己也这么觉得，每次听到奶奶念叨由他引发的家庭矛盾，他总觉得抱歉。刚刚小学毕业，优优就想着长大以后一定要报答赵月兰，“因为奶奶对我最好，我却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