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如晨

来源：公众号“夸克点评”

时代屋先上网络上流行的5张照片：

四名留守儿童的家：

家中内景：

他们生前就读的学校：

毕节4个留守儿童自杀，老大留下一份简单的遗书。媒体报道称“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这么短的信息，若亲眼所见，很容易记下。记者用“大概内容”一词，说明应属转述过来，未必遗书原文完整信息，源头信息应该在毕节当地警方那里。

但它毕竟用了直接引语，说明叙述者，也就是向记者传递信息的源头，应该还是比较认真的。

写遗书本身，是一种很复杂的行为，涉及心理层面：死者期望解释自杀原因，留个交代，并且希望外界看到。这说明自杀本身确实是一次带有“理性”的行动。我这里用“理性”是想说明遗书作者的死亡意志，并不意味说他的生活、性格非常理性。

当然，这必须建立在遗书属于真实存在而不是杜撰的东西。我们此刻姑且认为属真。

让我们逐句分析一下：

一、“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

短短一句话隐含很多信息。

根据记者对亲属、村民、包村干部、学校老师、当地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多重交叉报道，孩子性格孤僻，有过极端倾向、自杀动向。但“谢谢”一词，说明他的内心还是体会到了一些真情，懂得一丝感恩，只是通过最后这悲剧的语言传递。

“你们”指代是的谁？

我不太相信是父母。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离家出走，对他们不关爱。之前老大确实遭遇父亲殴打致伤，也曾因尝试跳河自杀被救回来后遭母亲脱衣当众暴晒几小时。

这是一个已丧失尊严多时、心理绝望的孩子。如果最后时刻，他要向父母表达感恩，第一层表达就应该表露出来，这是条件反射，应该不会用一个模糊的“你们”。

我认为，“你们”代表学校的老师与村人。不是洗地。根据多篇报道的交叉求证与采访，自杀之前，也就是当晚，老师与包村干部前来安慰，要他们回校。根据报道，这种劝说之前也有，但大部分时间，兄妹4人除了5岁小妹外，基本就是闭门不出，也不回应。

老 大将这些称为“好意”、“对我的好”，说明他内心一定也有过回校的念想，但是长期以来的家庭环境、缺少关爱、闭门不出的孤僻，肯定还有更多复杂琐屑的村庄 与学校层面的原因，导致老大已经无法回归学校。与其说是回归学校，不如说是回归社会。因为他们即使面对村人，也是孤僻的一群。

“但是我该走了”。这句有一种冷酷的味道。仔细体会，有一种长久以来的意志左右着他，那就是死亡。

二、“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请一定注意遗书陈述的视角，尤其是“我”字，而不是“我们”。短短两句里，“我”字一共出现5次，频率最高。

词频能反映一个人表达的心理视角，就是焦点所在。整个四兄妹的死亡，应该就是14岁男孩的个人意志。

请继续体会这句，我再贴一遍：“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这表达里，隐含着两重味道：一是他想活也活不到，“发誓”就是心理暗示与确认的过程，即使抗争也无用，带有宿命的味道；二是就是想死亡，“发誓”就是一种强烈的意志宣泄，谁也挡不住。

“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这句表达带有更多残酷的诗意。请注意“多年”一词。它意味着男孩早有心理准备。他才14岁，“多年”是几年，多久？

这必须回到他短暂的生命历程里去观察。这孩子是4兄妹里唯一在毕节出生的，出生不久，就被父母带到海南，打工生活。3个妹妹都生在海南。2011年，全家人从海南回到毕节。

这里面隐含的信息是：男孩在海南读书，从1年级到3年级。我有女儿，据我的观察，3年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知识尤其是思维层面，面临一个从简单计算到分析推理且形象思维、社会认知大大扩充的转折点，逆反、叛逆心理进一步强化。你会感受到，孩子面对父母，忽然也会生发自我意识，敏感起来。

在这样一个孤僻人格、充满暴力的家庭，男孩子这个阶段的心理，一定会被更加强化。走向极端几乎是可以预判的。

2011年，男孩9岁。他肯定已经适应了海南的生活，父母打工，他读小学。父母的关系、周围的环境与语言、含同学、师生关系在内的各种人际、生活的氛围，一定已经留下印象。回到老家，或许有一种对于环境的不适，加深了他性格里负面的因素。

我长期观察过周围外来人口的生活变迁。他们拖家带口，孩子就地在上海入幼儿园、小学，但是往往到了3、4年级，开始考虑回老家就读，因为，上海与外地在初中阶段的课本不一样，课目所占的重点不一样。你知道，乡间小学很少重视外语，过去没有这么课，现在大部分也只是从3年级开始设置。而上海则从幼儿园、一年级就开始了。外地的孩子知识面狭窄，但是数学常常很出色。也有的农民工，是在初二回去，以便应对高中有差异化的课程。否则，继续就读，会影响之后的中考与高考效果。

而许多回去的孩子，有的难以适应当地教学，有的难以适应生活氛围。加上很多农民工父母依然在城市打工，孩子的心理当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也许不缺少物质的部分，但是很多无形的关爱，尤其是心理层面、性格层面的障碍，面临巨大危机。

我们粗略地称他们为“留守儿童”，其实这个群体里，也有许多差异。未曾出过门的孩子们，他们是真正的留守者，而那些因为户籍原因，为了读书从城市重新迁回来的群体，在心理、文化层面不同于未曾出门的一类。他们有过城市的生活体验，无论贫苦还是富足，有着强烈的落差。

这还不包括在上海就地读个书多么难，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成本多高。户籍制度，不但压制了知识与人才的流动，更是抑制了某种平等。上海本地狂热的沙文主义者，那些对外地人持有强烈偏见的家伙，不用对我扔来板砖，我很鄙视你们。

我从这个13岁男孩的语言表达体会到，他对外界有着自己的一定了解。有一个更重要的词汇，显示出不同的味道。

“清零”一词，就透露出这个孩子一些相对特殊一点的画像特征。这个词，古代指“寂寞孤单”，后来电子业将它引入，成为“回归到初始状态”的电子术语。几年来，它又开始进入更广阔的商业话语体系。你经常能听到一些企业管理人士，职场人说什么要自我“清零”云云，其实就是带有回归初心、自我革新之意。

但是，这个词汇，至今并没有真正大规模进入现代人日常口语中。即便长期研究言语学的我，这个词汇出现在口中频率也很低。

一个13岁的孩子，在遗书中用了这一词汇，固然不能算罕见，对大众来说也不是瞬间不能理解——遗书表达的意思其实很清晰，但一个特殊时刻，遗书这种决绝的文本，语言表达不太可能有太多矫饰，何况这是一个13岁的孩子。那么，他选择用了“清零”一词，而不是“结束”或“再见”这种最通俗的表达，就颇有些超越他年龄段、生活环境的强烈印记。

这透露了什么额外的信息呢？我认为，一个特定的词汇，能反映许多信息，它可能有这些：

1、词频较低的“清零”，传递了13岁男孩对于外界话语体系的某种认知，代表着他内心与现实的一种反差。

这个词与它代表的“结束”义项，在他心里肯定已经生根、发芽许久，才会到达他的笔端。这也有可能是他对过往短暂美好生活尤其是海南那段生活的怀念；

2、与男孩平日说话较多的同班同学说，他拥有一部手机，一个月前屏幕坏掉了。没坏掉之前，他经常玩手机游戏。家里也有电视机。

我认为，除了直接的人际、学校、生活，这应该是男孩持续了解外界的两个重要窗口。在他孤僻的性格之下，有着通达外界的强烈愿望。当手机屏幕坏掉，等于说他被中断了与外界、与虚拟世界沟通的桥梁。虚拟世界其实就是他自身获得信心与勇气的窗口之一。你能看到，许多沉迷于网游的孩子，与人交流有障碍，在虚拟世界里却是如鱼得水，调兵遣将，他是个君王。

男孩的同学对记者说，手机屏幕坏掉后，男孩曾跟他说，父亲会给他再买一部。但是后来再没见他玩过。也许，手机的坏掉，加重了少年的焦虑，他失去一个与虚拟人群、与自我对话的机会，孤僻的少年一定再度少去很多旁人觉察不到的快乐。

遗书文本简洁有力，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带有残酷诗意，说明写它的人，心早已冰冷，没有任何感性的、细节的展开，直指目标。

很多人一上来就从贫困角度入手。毕节当地政府、村人、亲属给出的说法是，他家经济条件在村里中等，并列出了基本的收入情况，尤其是建于2012年的三层楼，造价至少10多万。我看到男孩家的楼，外观还挺体面，比他家旁边的那楼要好很多。如果贫困到极点，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是不相信他的父母当初会花费这么多建造它。

屋里的陈设是比较乱、脏的，没有真正的家具，这很可能是新楼建造好之后，因为常年在海南打工，父母并没有心思布置，而孩子们又没有能力。他们能照顾自己吃饭穿衣、玩耍，并且能养着两头猪，并且还能简单维护田园菜蔬，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但这并不能否定“贫困”这个概念的外延。这个悲剧的整体依然与贫困紧密关联。如果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孩子的父母怎么会远赴他乡，常年打工呢？贫困会生发许多社会流离石锁，间接促成许多人间悲剧。

不 用说那些过于惨烈的案例，甚至包括这次，单就是多年来上千万农民工的候鸟迁移，往来奔突，就已经是一个国家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了。看上去，它像是农民工代 表的中国劳动力资源自发的市场匹配，实际上却是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已经长期失去根基与生命力的危机信号。要时刻意识到，中国农民，他们本来的安居乐业的 区域，是中国农村。

一个国家的农民，被逼迫到只能每年流离失所地求生，这是一种莫大的反讽。当我们习惯给这个群体加上一个“工”字，其实是一种共谋的自我保护机制，就是想抬高农民的地位，将他们变成产业工人，从而给所谓的权贵阶层、精英阶层甚至中产阶级穿上一层层合法的外衣。尤其是我们的政党，本来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就更加迎合了某种主流的话语表达，掩盖着一个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社会现实。

农民生存危机，其实就是农业危机、土地危机的折射。这背后，有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就是在追求效率的的同时，没有更好地兼顾公平，第一产业被透支到极点。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优势资源，很少真正朝他们倾斜，只有当黄金周，大批的城里人、中产阶级蜂拥进入一些边远的乡野气息浓厚旅游地时，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才临时进入大众视野，而且带有被审美、把玩、观摩的脆肉特征，中国“三农”已经是一个易碎品。

当毕节市政府第一时间处分辖区乡镇干部、教育部干部、包村干部时，我感到了一丝耻辱。这不是真正从源头上改变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命运的途径。

毕节当地政府、教育部门肯定是有责任的，毋庸置疑。就这起悲剧来说，应该说它们做了许多工作，媒体记者的交叉报道证明了它们付出了努力。但是，到了人群心理层面出现危机时，没有意识到它的可怕程度。它们更像只会是从物质生活、制度上思考问题，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体会到真正的农民与农民家庭的文化心理，尤其是涉及到个体的案例。有些是明显超过了它们的能力，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某些案例是可以预防，尤其是这个13岁的男孩，之前有过自杀的倾向，带着3个幼妹生活，本就应该设置风险。

我甚至认为，正是当地政府、学校、包村干部最后一晚的慰问，打破了孩子们脆弱的心理，粉碎了他们的保护机制，他们可能无法再度锁上大门了。13岁的男孩已经没有退路，他既不可能回到学校，又无法形成新的自我保护，这完全是心理层面的机制。

但我对那些高高在上制订政策却不了解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官员们，嗤之以鼻。他们似乎永远正确。当基层出了问题或悲剧时，只会从基层环节找问题，完全漠视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危机。

当精英知识分子只从一端思考什么刘易斯拐点、二胎化政策的时候，为官员们、精英们为新一轮城市化、城镇化呐喊的时候，当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言必称的词汇的时候，当无数的互联网巨头不断盲目刺激消费、将农村也逼向前台而忽视结构性危机时，你是否真正关注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农民们？

学者李零写到孔子，称他为“丧家狗”，带有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意识。但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失去家园，成为丧家狗，都很难绕过意识形态的思维，而拥有土地却只能无奈地远离土地、田园的中国农民，他们隳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承受着一个时代的屈辱，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悲情的丧家狗，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丧家狗。

在 新一轮城市化、城镇化、土地流转以及所谓调结构、产业升级的幕幕运动中，中国农民如果不能回流在乡村，并在依托当地重新建立起生存、发展的模式，并且获得 平等的社会保障，尤其是分配、教育、医疗健康、土地的权利，毕节悲剧一定还会反复发生。今日是毕节，明日会是其他地方，这不是预言。

我这么写，绝非刻意强化毕节悲剧的社会层面的反思价值。它本来就在那里。这个家庭、这群孩子，围绕着他们的各种要素，看上去似乎还都不那么差，最终却促成了一幕死亡悲剧。

当然，我的分析建立在遗书本身必须属真的基础上。若是它也造假，成为当地扭转悲剧成因的工具，那我也无可奈何。有人确实也在从文本中挖掘造假的存在。但我宁愿相信它是真实的。

我没有沿着我的另一重怀疑展开，就是说，遗书是以13岁男孩的口吻写的，而且遗书里5次出现“我”字，没有提到其他3个妹妹向死的意志，我个人坚决不相信她们有这种强烈的动机，它不符合人性与现实。而且，记者采访了5岁女孩的幼儿园老师，后者透露，5岁小女孩性格活波，死前一天，在幼儿园里还非常高兴地玩呼拉圈。而且，5岁妹妹的左右屁股上，各有两处刀伤。这说明，4兄妹的死亡，最后的一刻，应该与这个13岁男孩深有关联，很可能体现了他的个人意志。

我不想过度分析他的这种带有犯罪的动机，主要是考虑到他也是未成年人，而且这起悲剧事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这么一个家庭个案，而他5次用“我”字来陈述死亡动机，已经是这个群体最绝望的一幕了，就算他没有动手，如果社会所有相关要素不变，一定还是一样的结局，我于心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