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往事
2015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我曾懵懵懂懂地认为"化敌为友"，"将圈外人拉进圈里来"是统战工作的高端之举。现在看，我是太理想主义了，实 际上"左中右"的区分反而会加剧分裂，而"敌友"的边界极难划定。"化敌为友"看似正确但操作极难，尤其现在，意识形态上已是营垒对峙，再去区分"敌 友""圈内圈外"，只会更加撕裂中国社会。

　　而我，在统战部就干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儿。我一厢情愿地想将一些异见人士从"圈外"拉到"圈内"来，其中花心思最多的是方励之。

初识方励之

　 　刘宾雁与我丈夫理由同为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很熟悉。文学界对刘宾雁的普遍看法是"一个好人"，因此刘宾雁得外号"笨人刘老大" （当时有部电影叫《笨人王老大》）。但他写报告文学主观意念强，主题放大，采访甚至不做笔记，所以往往使作品失真。他曾当过右派，提出过对党的"第二种忠 诚"，独树一帜。1987年与方励之、王若望一起被开除出党。

　　1988年春，刘宾雁要赴美做访问学者，范曾在大都宾馆设饭局为他们夫妇送行。由于我丈夫的缘故，我俩也在受邀之列。我没想到那天出席的竟有方励之和于浩成！加上刘宾雁，是当时中国最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此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再复和文怀沙。

　 　文怀沙是个老顽童，仙风道骨，妙语连珠，性格像年轻人那样活泼敏捷，席间他说了句让大家喝彩的话"再好的建筑也还是要修一个厕所的"。宾雁则永远都在那 儿做忧国忧民状，大家认为"笨人刘老大"对他再适合不过。再复很纯朴，范曾说若不去接他，他是绝对找不到"大都"的。的确，我见他每次找电话打却往往进了 厕所。再复说自己是"不可救药的国土崇拜者"。于浩成温和敦厚，无惊人之语，他由于反对"第三梯队"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成为争议人物。方励之话不多，显 得有些矜持和微微的清高，不是能一眼望到底的人。无论什么场合，范曾永远是主角，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狂气才气傲气兼融一身。他调侃我适合搞统战，哪怕 是"獐头鼠目，三教九流"我都能团结。但他也遭到刘宾雁的调侃，说他讲话官方和学生都爱听，半开玩笑地称之为"范曾现象"。范曾望着这一桌人笑道："倘若 没有这桌人，中国会很寂寞的！"

从左至右：范曾、李南友、刘再复、于浩成、刘宾雁夫人
朱虹、方励之、文怀沙、理由、刘宾雁、陶斯亮、边宝华

　 　在这一群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方励之，产生了一种想接近和研究他的愿望。那时我刚刚去中央统战部，完全不懂统战工作的规矩和纪律，只是凭着一股热情和好 奇心。我找出《方励之言论集》仔细看了一遍，抱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态度去看的。看后我又琢磨了好几天，觉得他身上有3种成分：一是自然科学家，学术成就是 高的，国家给了他很多荣誉；二是受西方影响很深；三是他具有反思批判精神。他12岁上初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在北大物理系入了党，在当时是 名副其实的进步学生。文革10年被隔离关押期间，一方面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中国的问题所在，他是文革后最早的反思者之一。

　 　方励之在80年代的言论放在今天真算不上惊世骇俗，至少他不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不全盘否定共产党，更不否定中国。这些言论准确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状 态。接着我又看了方励之写的《哲学物理学的工具》一书。我一直有个朦胧看法：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往往是相通的，方励之证实了我的看法。我做了读书笔记："一 个灵魂活在广袤无际宇宙中之人，思维方式和对问题的认识，确与我们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我们把信仰看得高于一切，而他们把真理看得高于信仰。我们为了信仰 可以舍弃一切，甚至鲜血生命，而他们却随时为了真理而修正自己的信仰。当现实与信仰不符的时候，我们仍苦苦固守信仰，把信仰当作一种精神依托，甚至把自己 腊封在信仰之中，而他们在信仰和现实不符的时候，不惜抛弃信仰而服从现实。"

　 　当时觉得方励之的观点很新鲜大胆，现在我认为"信仰"与"真理"虽是不同的概念却也绝不是对立的。爱因斯坦和霍金都是发现真理的大科学家，但在信仰上他 们一个选择了有神论，一个选择了无神论，谁都不会认为真理和信仰之间有高底对错之分。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脚踏信仰之坚实，仰望真理之浩瀚而慷 慨赴死的！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一切的过激都与真理背道而驰。方励之之所以将真理凌驾于信仰之上，是为他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找借口。最近看了篇他去美 国后的访谈录，其中谈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 来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这个潮流的尾端，共产主义变成了理想，我们是 理想主义者。我曾经在剑桥，剑桥是崇尚科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曾在那儿发展。在30年代的时候，剑桥有很多活动，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因为觉得共产主义主张平 等，反对剥削，要实行社会主义，确实很吸引人。30年代剑桥的不少教授，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对人类的洞察，但从俄国的革命到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 思想被推崇，他们都相信了共产主义。到现在，80多岁的教授中，有些就是共产党员，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方励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述，比当前许多步他后尘 者要客观得多。

　　方励之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 力，搞懂他，对我了解知识分子有帮助，工作上也会多个视角。然而当时见方励之可是件"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再说了，我这个身份，他也未必愿见。刚好出现了 契机，湖北作家祖慰来京出差，他是位超级大侃爷，我拿他当挡箭牌，让他陪我去见方励之。我对祖慰说，见方的本意是想试试能否拉近他与共产党的距离。聪明绝 顶的祖慰心领神会。

　　那天的祖、方对话很精彩，祖慰滔滔不 绝，名词术语像井喷一样。他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1.方是用大尺度来观察宇宙的，对待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应有大尺度思维，而不是将眼光停留在某项政策或某个 领导人身上。2.在评价事物上要摈弃传统的"罪恶根源论"，不要将责任推给过去，推给别人，似乎只要找出这个根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 单。3.做任何事都要保持内稳定（他特意用了这么个自然科学的术语）。

　 　祖慰还用严家其的两个观点开导方，一是民主是个程序，民主与经济和文化发展无关，古希腊经济是奴隶制，但民主很发达。一般来说众人之见未必对，而独裁者 往往是对的，民主的功能仅仅是能制约独裁者的错误。二是知识分子是由他的精英人物代表的，不仅三个臭皮匠顶不了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了一个 诸葛亮。

　　谈到当时的热门话题官商，方励之解释道，他并不 笼统反对官商，官员和他们的子弟经商也没有什么不对，他只反对那种纯粹损人肥己的官倒行为。又说中国讲究中庸之道，走一步看两步固然保险，但却难以创新。 而在科学上他喜欢走到极端，让事物本质充分显露，才能判断错在哪里。这是他自己的一种思维方法。

　　我暗想：在自然科学上也许可以搞极端，但在社会科学上能这么做吗？"反右"倒是挺合他的逻辑的，引蛇出洞，充分暴露，再一个个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说要诱导对方犯错误，不也是这样的逻辑吗？

　　事后祖慰对我说，方励之比一般知识分子层次要高，他的政见并非意气用事，而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但方自我感觉太好了点，有点摆谱，这是浮浅的表现。

　 　过了没两天方励之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是沈冲接的。小沈对我说"方励之找你"。这时全办公室的人都停下工作，眼盯着我。我心里嘀咕，这个方励之真是自 我感觉太好了。他找我是台湾让他去做学术报告，希望通过我向上面请示。我向部里反映了这件事，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台湾的一张政治牌，我们应接 招出牌。很遗憾部里没通过，理由是目前不合时宜。

　　阎明复 部长本是非常通情达理之人，这次不批方励之赴台是有原因的。前一段时间方在海外发表演讲，指名道姓说某领导人在海外有存款（这在80年代根本不可能，方是 捕风捉影），检察院准备以诽谤罪起诉他。阎部长为这事十分着急，他认为诉诸法律会激化矛盾，于是紧急向主管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赵紫阳反映了统战 部的意见，被采纳。那场火刚扑灭，方又提出去台湾，自然让统战部为难。

　　几天后方励之又来电话说其他事，我趁机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以科学为国效劳，别再乱说什么了。临了我脱口说了句："要听话哦！"他也笑答："你对我像对小孩似的。"

　 　当了20年医生，"话疗"是我们的基本功，每当碰到不配合治疗的病人，"听话！"是我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养成了对官场而言很另类的说话习惯。有次座谈 会，吴祖光发言很激愤，说现在比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更有过之。我凑过去笑着说："吴老，您敢讲话，说明你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还没有丧失信心，如果您彻底绝望 了，肯定就不会再吭声了。"结果怒气冲冲的吴老一下子就乐了，笑说："我是成心的，外国记者老来电话询问我是否安然无恙，所以我决定讲话，让外界看看。" 但我这种随意说话的习惯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有一次介绍包遵信，由于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所以我说他是社科院的"拳头产品"。没想到包遵信居然 搞不懂"拳头"和"拳头产品"的区别，满脸不高兴地来质问我"拳头产品"啥意思。我赶忙安慰他："拳头产品就是王牌产品，是顶好的意思！"他才满意地笑 了。

方励之急剧右转弯

　 　桀骜不驯的方励之却并不领会我们对他的好意，在改旗易帜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在港澳的"海外放言"陷许多为他说话的人于被动甚至尴尬。如他的"是非标准应 高于爱国主义"，"中国要解散是目前中国的心态"，"打破地域文化做世界公民"……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绝对是反动透顶的言论，即便在现在也是不能 被我和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的。我用一句话表达了我的感受："一只半夜乱叫的鸡！"这句话后来受到严厉批判，理由是"你的意思是鸡叫还是对的，只是时间早 了"。

　　方励之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在港澳的一时风光，在上层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给中央统战部出了多大的难题。

　　1988年10月的一天，快下班时，阎部长召集李 定、宋堃两位副部长，一局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以及熊运藻和我去他办公室紧急碰头，传达赵紫阳的批示。缘由是方励之在香港的讲话全面攻击内地的体制、政策 和领导人，在上层引发众怒，有人主张法办他，中科院也决定停止方励之的赴美学术活动。中央另有一些同志包括阎（此时他已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则持温和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批示道："对方励之的处理，阎明复同志有新的考虑，看怎样处理合适？"我认为上边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次，统战部的老同志们取得 了高度一致，他们主张对方励之一不起诉，二不限制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再给海外反共势力口实，也不再给方励之政治资本。

阎明复（前排左）与习仲勋在一起

　 　在这里，我想多提几句我昔日的老领导阎明复同志。他并非官场出身，不谙政治权术。文革前他是中央领导人的俄语翻译，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关押达7年之久，出 狱后话都不会讲了。功勋卓著的父亲阎宝航及母亲、哥哥，著名的"阎家老店"多人死于文革。文革后阎明复出任《大百科全书》副总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任上没待多久就调升为统战部部长。因此不服气者有之，不认同他理念和做法的人更多，甚至有人写匿名信告他。他能积极进取地领导和开拓党的统战事业，他本 人的党性和悟性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一位优秀能干的部长。我曾听统战部研究室任涛主任说："阎这个人真是聪明啊！他虽不是统 战出身，但对统战口全局的工作很快就能上手。"

　　尽管如 此，如果没有他的直接上司——仁厚明达的习仲勋的爱护和支持，他阎明复纵有再大的才干，在中国如此复杂的官场中也是寸步难行的。我本人也从习老对彭培根及 其父彭鸿文老将军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感受到他娴熟的统战工作艺术和政治智慧。彭老先生原是国民党中将，著名抗日爱国将领，20世纪80年代初与儿子彭 培根教授从海外举家返回祖国定居。在统战部门的关照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住木樨地的部长楼。彭老先生希望放弃加拿大籍恢复中国籍，习仲勋亲自为他 主持了改籍仪式。彭老要求彭培根也改回中国籍，被习老劝阻，他说培根是清华建筑系教授，要经常去海外开展学术活动，保留加拿大籍会方便些。如此的善解人 意，使彭培根至今都是白皮黄瓤的"哈密瓜人"。1987年10月彭老去世，在习仲勋的关照下，葬礼可说是哀荣备至。《人民日报》发了讣告；习仲勋、薄一 波、姚依林3位国家领导人出席，阎明复等多位统战部官员悉数到场，前去吊唁的人非常多。我对理由说，共产党内的政协委员绝对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2011年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去世，彭培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父亲去世得到习仲勋关照，规格很高，但张素我大姐的后事实在是说不过去，作为 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共产党朋友的张治中的女儿，本人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地位、影响都在我父亲之上，可她的遗体告别连个统战部部长都不去，失 职啊！"彭培根这番对比耐人寻味。

　　说这些的意图是为了说明，我敢触碰敏感人物，底气完全来自老一辈革命家做出的榜样。

方励之越走越远

　 　方励之就像酵母粉一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迅速引起发酵反应，不过，是截然不同的反应。彭培根在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猛烈炮轰方励之，言辞之激烈可与 方励之一拼："我建议你花五年时间面壁，好好读读中国的书，之后才有资格说中国文化或来'亡中华文化'。否则，你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被认为不学无 术。""像你这种言论（指让邓小平死），很有失身份，国际知名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方励之对彭培根的批评表示部分接受。

　 　著名科学家、中科院赵院士说"我们那好几个教授都骂方励之，认为他不顾国家利益。他在学术上还是比较优秀的，但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给抬起来的。说方是中 国的萨哈罗夫，不对。萨哈罗夫是苏联原子弹之父，方对中国绝没有像萨哈罗夫对苏联那样的贡献"。从英国回来的天文学家余×是方励之的同事，他说："方励之 说他去年写了150篇论文，要知道，一年能写一篇就不错了，有价值的甚至10年才能搞出一篇。但方反应敏捷，对世界上的新动态、新学术文章他很快就能写出 评论和综述，宣传的效果大于学术的成果。他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天文台的人几乎都是这么看的。"还有一位知名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方励之为了迎合外国 人，有意识地往不同政见者方面靠，一心要摘取这个标签。"

　 　另外一批人，如梁从诫就建议中央应派人与方对话，开除党籍可以，但应保留他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他认为如果有一天逼得上边非把方抓起来不可，中国知识分 子就会围绕对方的表态而分裂。中国科技大学一名教授也说，科大走了很多人，如果让方励之回去可稳住一批人。彭培根也向我反映，说方励之抱怨被开除党籍两年 多来，无人找他谈话，甚至天文台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个事，于是找总书记的秘书李树桥谈我的想法，我认为不接触、放任不管太消极，冷淡到何时？零摄氏度的冰 块永远灭不了火，热水反而有可能。朴实的树桥说：谁也不管，谁都怕沾包也是个事。

　 　1989年2月，又出了件惊爆大天的事，由诗人北岛发起，33人签名发出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大赦政治犯。签名者中有很多是六局的朋友，如金观 涛、包遵信、吴祖光……。主管副部长宋堃叫六局另一副局长熊运藻去，一再叮嘱六局此时要谨慎，要与党保持一致。但局里同志都不同意在这种时刻采取消极的、 坐观事态变化的态度，老熊说："如果这种时刻我们无所作为是庸局，如果出了差错是败局，我们既不当庸局也不当败局！"

　　2月28日，方励之给我打电话，说他没有签字。北岛签名事件后，加重了我的紧迫感。方励之是当前政治风暴的"风眼"，我必须开诚布公地与他谈一次。我知道我在进行一次空前的冒险，但还是决心迎上去。

　　我去见阎明复部长，鼓起勇气说："我想去见一下方励之。"他头都不抬地说："可以，你去问问他，究竟想走多远？"几日来的千斤重压，他一句话就给解除了。

　 　3月5日，我以官方身份正式去见方励之，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基本上是我问他答，两人都直来直去，但气氛一直平和。我上来便问他："你难道真的因为恨共 产党而恨这个国家和民族吗？"方答："我好讲极端话，有那么股子语不惊人不过瘾的劲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国家了，否则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呢？不过' 世界公民'最早是马克思的观点，他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我对开除我党籍有意见，我赞成学生们的言论，但我是最早对学生表示反对游行的（指1986年学 潮），说我煽动学潮不是事实。"在谈到他参加布什总统宴会受阻一事时，他说："其实你们完全不必动用警察阻止我，你让我的老师严济慈来劝我，他一拍桌子我 会听的，但你们劝说不行，这是我一大弱点，可惜你们不掌握这个弱点。"我们还谈到"联署宣言""压力集团"等问题，方都简明地表达了看法。最后，他表示想 与当局对话。他说被开除党籍两年多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连中科院也不谈。他让我带话给赵紫阳，共两点：一、认为他与共产党还不是对抗性的，我插话："真是这 样认为吗？"他连忙改口："至少不是敌对性的吧！我对中国有清醒认识，中国不可能实行多党制，30年以后也许有可能。我这个人是思想型的不是行动型的，我 不会搞什么组识，也不具备这个才干。"二、"经济形势越不好越应从政治上去平衡，困难时期毛主席不是还提倡开神仙会让高级知识分子说话吗！"

　 　我也直率地对他说了一席话，我告诉他："凡是来你这儿的都是赞同你的，但更多的人是不上你这儿来的，所以你只能听到知识分子中支持你的声音而听不到另外 的声音。现在美国、我国台湾都在打方励之牌，希望你不要被利用。如果你仅仅是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多数人会理解。但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不要和组织活动联系在 一起，绝不能干超越法律底线的事情。"其实我此行的目地，就是要提醒他，当局对他容忍的底线在哪里。对我的"官腔"，方并无不悦，我想起赵院士的另一句 话："方不是小肚鸡肠之人。"

　　这次与方面谈后，我向阎做了汇报，阎说"近来事情有突破，中央同意我去见一批人，如吴祖光、金观涛等"，还说"总书记这个人真好啊！非常理解我们！"这增加了我给上边写信的信心。我在信中反映了方励之的要求，建议中央能责成阎明复找方谈一次。

　 　见方励之后第6天，3月11日李树桥让我将信送到勤政殿，到了以后他让我看了份3月6日邓对赵的讲话记录，大意是对当前压力绝不让步，要赶快搞个办法， 对方励之，不违法就不去管他，犯了法就抓起来。很显然，我的信已不可能有下文了。果然，后来由政治局委员芮杏文批示，让天文台找方谈次话，我这份扫兴啊！

　 　不过，我的举动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小小微澜。六局颜立才告诉我，他奉阎部长之命去接许良英夫妇。许良英是中国杰出的科学史专家，爱因斯坦著作的中文 译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刚发起了一个42人的签名活动，要求开放民主，杜绝以言治罪，连王淦昌、钱临照这样的大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来部里 的路上，许对小颜说他听方励之说统战部对他不错，与陶斯亮有交往。阎部长在见许良英时也说："我们派人去做方励之的工作。"许说："是陶斯亮同志吧？"

　　就在我为方励之"上蹿下跳"之时，祖慰告诉我说方励之对他说"与共产党的斗法犹如'斗蛐蛐儿'玩"，这可真气着我了！这是对我们这些为他的权益而奔走的人的莫大污辱！他在我心目中天才科学家的形象一落千丈。

　　很快中国政局风云突变，再后来的事谁也预测不到，方励之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现在回想起来，以我浅薄的官场资历，芝麻大点的官，居然自告奋勇去做方励之的工作，不是天真而是太傻了。不过从与方励之的几次接触中，我感到并没有什么 可怕的，新时期统战工作，执政党应该有自信与不同政见的人群接触沟通，用诚意去化解矛盾，至少表现出共产党的磊落胸怀。周总理能将杨显东、阎宝航这样虔诚 的基督教徒引导到共产主义信仰上来，能让张治中这样的国民党元老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成立大典，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民族大义去唤回那些纵有不满却依然爱 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呢？1986年及前后的几年，在思想界极为动荡的形势下，我们把多数知识分子团结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效果是显著的。至于方励之，虽然影响力大，但在当时尚属极端，跟随者并未形成主流。而他选择的道路，受损失最大的恰恰是他自己。

金观涛淡泊隐退

　 　六局的朋友中，另一对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他们当时是极受瞩目之人。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新浪 潮、人文哲学、历史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称得上启蒙先锋。"精英"概念似乎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所关注。但在反自由化的大政治 背景下，他们也备受争议。

　　我是在1988年9月中国文化 书院的一次活动中认识金观涛的，没想到他如此的年轻、俊朗、热情、易处，双方都摈弃了偏见，他表示愿和统战部接触。不久六局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我打电话 邀请他参加。他说："我一向不愿参加会，是出了名的。但今后只要是你通知我一定出席。"

　 　1989年3月7日，值班室通知，说胡启立办公室来电话，询问金观涛的情况，我们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递上去。看来我们发在内部刊物上的金观涛夫妇的发言 有了回音。到晚上观涛告诉我，龚育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约他们谈话，我马上说这可能是上面的意思，你要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情况。3月13日刘青峰告诉 我，龚育之接他们去中南海，与胡启立畅谈两小时，并共进午餐，谈得很融洽。

　　3月17日，我与六局韩燕去看望金观涛夫妇，他们反映，1988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急剧变化，骂得很厉害，但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他俩还呼吁中央应建立联系渠道，能够听到真话。

　 　又隔了一天，刘青峰对我说，很奇怪，刚接到台湾《联合时报》记者的电话，问她："听说你们最近被统战了一次？一个大人物请你们吃了午饭？"刘告诉我：" 海外传得很多，还说统战部也请我们去，联系最近几次事情都捅到海外，我感到这事不对头啊，有'短路'！"他们夫妇以对我们示出诚意来表明一种政治态度，增 大了我的信心。

　　1989年，金观涛夫妇应邀赴香港中文大 学做学术交流，被当时的校长高锟（诺贝尔奖获得者）挽留，聘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从此远离了内地的视线，恢复了学者本色，波澜不惊地生活着。方励之到美 国后成为亚利桑那大学终身教授，一直到死都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但是再也达不到在祖国时那般辉煌。

　 　事实证明，我们内部一些人对方励之的"不接触"政策未见得好，而对金观涛以诚以礼相待也未见得不好。很显然，背离国家民族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愿意为 国家服务的是绝大多数，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向他们释放的是什么信号，我们有没有像转化张治中、杨显东、彭鸿文父子一样做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在他们身 上下的功夫有老一辈革命家的百分之一吗？而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科技领域里所占的权重，却比那时候大了许多倍呀！在一个新媒体、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 全球几乎互联互通，如果仍习惯于当"驼鸟"，那么我们终将被迫吞下自酿的苦酒。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精英阶层已彻底分裂，很多人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决裂，甚 至爱国主义这面大旗也难以聚拢他们了。即便这样，我们党仍应以最真诚的包容心，最高明的政治智慧，去冷静观察，沉着判断，保持信息畅通，建立各种层面和形 式的对话渠道，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

　　朋友们对我说："你 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搞政治的！"当时没在意，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在以色列殉职的沈阳市前市长武迪生，才见过我两面就说："你是个能将不那么美 好的事情想象得特别美好的人。"太准确了！我知道他们指出的我性格上的特点，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我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我理解社会主义 的精髓最崇高最神圣的是人道主义精神。在我意识深处，我从事的就是"人道的工作"，既然工作对象是人，那么平等、尊重、理解是最起码的。如果抱着"我要统 你"的目的，那有谁愿意被你统呢？无疑，统战是项政治工作，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既然是政治工作，就要讲战略战术，要讲方针政策，可是我对我是"搞政治的" 竟毫无感觉，完全没有进入角色。现在看我确实太幼稚了！所以注定我短命的官场生涯以失败而告终。■

　　（作者为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主席）

　　（责任编辑　王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