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和“国民性改造”问题思考之一

几天前，看到有些学人批评张`雪`忠先生文章《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一文“走极端”，顿时感到有话要说。只是后来一直在外流蹿而耽搁了。今日得暇，便想发表一番“低见”。

所谓“国民性批判”，其实是“国民劣根性批判”。什么是“国民劣根性”？简而言之，指某国国民身上独有的、普遍存在的陋习或恶习。

那么，哪些是中国人身上独有的、普遍存在的“劣根性”？在最早进行“国民性批判”并主张“国民性改造”的梁启超眼里，就是“侥幸、残忍、彼此倾轧、虚伪狡诈、冷漠凉薄、苟且”；而在鲁迅眼中，就是“专制性和奴性”“卑怯”、“懒惰和贪婪”、“巧滑”、“瞒和骗”、“爱面子”、“做戏”、“无特操”、“精神胜利法”……而最近三十多年间，又有文人学者挖掘出中国人在“新社会”形成的诸多新的“国民劣根性”，如不守诚信、不讲规矩，最喜撒谎、造假，随地吐痰、公共场合高声喧哗，还有中国式过马路……等等。

今年三月，拜读了知名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这是鄙人读过的一本对中国国民性两千多年演变过程作出最精辟阐述、批判和总结的书籍。读后不禁掩卷长叹、痛彻心扉……

先秦之时，华夏民族不愧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有太多令后人景仰、引以为豪的“国民优根性”：“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戈”等几乎跟希腊神话相媲美的神话传说，是先祖血性与阳刚之气的光辉闪现。先秦之时，贵族个个精通“六艺”，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无论士人还是百姓，皆以雄武健硕为美；侠客遍地，武士横行：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此头须向国门悬”的伍子胥，在易水旁边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力拨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东海杀身成仁的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国人血性与阳刚之气的真实写照。

先秦之时，国人崇尚“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的“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赵氏托孤、曾子杀猪、弦高犒师、伯牙绝弦、桂礼挂剑、吴起守信……等等，至今仍是人们传颂、景仰的“国民优根性”。

然而，自“秦皇扫六合”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历朝历代皇帝老儿无不将商鞅“愚民、弱民、辱民、贱民”的“四民政策”发扬光大。两千多年间，国人生活在苛政猛如虎，严重扼杀思想自由，极端摧残、扭曲人性，社会公平正义尽失的大环境之中。前秦之时种种“国民优根性”尽皆消失。上至皇帝老儿下至平民百姓，一个个犹如《病梅馆》记中的一株株病梅。先秦之时的种种“国民优根性”荡然无存……

最早发现、挖掘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是两百多年多年前“乾隆盛世”时来到大清国的英国人——1793年，英王派遣一支由三艘军舰、7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来天朝进行“友好访问”。团长大人马嘎尔尼不但是一位资深外交家、政治家，还是一个对中国心怀崇拜之心的“中国谜”——在一些曾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渲染下，当时的欧洲人眼中，中国俨然就是当今的美国——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赞誉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认定中国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甚至认为必须引进“东方那一套”来救欧洲了——“我们已处于道德堕落、难以自拔之境，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善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

历经九个多月后的艰难行程后，马嘎尔尼一行终于来到梦寐以求的天朝上国。“十全老人”乾隆先生听说万里之外的“撮尔小国”英吉利国王“倾心向化”，派使臣前来天朝“觐见”，不禁“龙颜大悦”，下诏举凡英国使团路过州县的领导同志，为了使“蛮夷之地”的英吉利“倾心向化”，务必搞好沿途接待工作。以使番邦使团充分感受到“抚有四海”的天朝不但“物产丰盈”，而且是文明、礼仪之邦。

然而，英吉利人第一次与大清国官吏接触，便极其震惊：使团到达浙江沿海后，需要一个熟悉海路的人把他们领航到天津。当地总兵极为热情地答应了。然而，英国人很快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使团成员巴罗写道：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抓回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见到的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诉说他们是经商之人，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叩求放过他们另选他人带路。然而总兵却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上述场景让英国人极其震惊：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信奉“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与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等原则，然而大清国的信条却相反：“权力来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百姓在官员眼中如同奴仆；在官府面前，百姓也同样奴仆心态……

上述一幕，只是英使团在华期间见到的太多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场景中的一个。

再进一步接触，英国人进一步发现：在暴力统治之下，大清国人的国民性格严重扭曲，如“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

英国人还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大清国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过一旦有官员出现，神情立即变了：“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于铁的政权统治下自然产生的。”他们并得出这个结论：大清国的这种国民性格，是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看起来都很正常：“例如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它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一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巴罗向世界第一次详细地描述了大清国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这些事例再也清楚不过地昭示了大清国人自夸的道德品质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我先前所说过的，其错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

巴罗接着写道：就现政权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被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还有“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大清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年人看待，而是当成儿童和奴隶”。

两百多年过去了，巴罗当初对中国国民“劣根性”根源的挖掘和总结，仍让人惊心动魄。

赞同张雪忠先生《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一文最重要观点：要反省和警惕“国民性批判取代了严肃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检讨。

不过，张雪忠先生“反对各种形式的国民性批判和素质论”，却有些矫枉过正了：既然梁启超、鲁迅、柏扬、龙应台所批判的种种“国民性”乃古今所有专制国家国民之共性，“国民性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乃至是必要的。事实上，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拥有一批敢于正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羊脂球》、《项链》；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外套》；契诃夫《变色龙》、《第六病室》、《套中人》……等等，都是中国读书人熟悉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的作品。

日本人类文化学家高桥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写过一本叫《丑陋的日本人》的书，将大和民族的“劣根性”悉数曝光于天下，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不过是毁誉参半：一方面，被一些日本学界人士赞誉“不断撞击与刺痛读者心灵的一本书”、是“谋求新的发展的日本人最值得阅读并且应该铭刻于心的文章”；另一方面，“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等等骂声和威胁声铺天盖地。高桥敷甚至为此数度隐名埋姓，以免遭杀身之祸。

皇帝老儿治下或金三同志领导下的国民素质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关键问题在于：既然国民素质低是事实，应如何提高国民素质？——继续在金三同志英明领导下提高国民素质？还是像缅甸一样，在全新的制度环境下提高国民素质？这，才是一个极其要紧的问题。

批判国民性是必要的，“改造国民性”的提法才是可怕的。为何“可怕”？请看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