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遇到关系到人命的突发事件时，有一种类似于身体免疫系统的应激机制，体现在人们的惶恐不安、社会的流言四起，并且这些恐慌的情绪还会四处扩散蔓延。这就好像人体遭受某种“病原”攻击时，就会产生发热症状。

医生告诉我们：发热是症不是病，本身不是件坏事。体温升高，说明人体免疫系统开始活跃，身体里各种防御性的体液、细胞都被调动起来，这时，只要它们能找到正确的病原，很快就能把入侵的病原消灭。当然，发烧也不能持续太久，否则整个身体就因消耗太大而崩溃。

同理，社会中的恐慌现象也不是件坏事，它能唤醒人们的警觉，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从而有利于以下两个步骤的尽早发生：

1、人们开始紧急行动起来，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2、清除那些社会肌体中的有害“病原”，也即消除背后的人为有害因素。

比如，当“疫苗事件”发生之后，对于医学方面非专业的我，就本能地去查一查那些靠谱的媒体，比如丁香医生、知乎以及果壳网这些的科普网站，看看专家们能够提供哪些有益的科学建议。这些互联网上的知识媒体，我称之为“信息企业家”。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专业指导，让我们遇到危机时，不至于脑袋空空、双眼一黑，而能够迅速找到正确、从容面对的有效方法。

当然，也有一种特殊人群——自居道德权威的“公知”，在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就鼓唇摇舌，闹出疫苗每年造成上千残疾儿童的笑话，将社会恐慌引向无绪的方向。当然，这样的情况，也不能完全责怪公知。假如人们没有合理的信息来源，就只好去听信各种小道消息，去围着那个声音最大、语调最高的人。公知胜在嗓门大，虽然毫无专业素养，却因为敢于胡言乱语，而总能招徕大量的听众。

目前，丁香医生这样的媒体，只能提供一般性的医药学知识，固然能解决一些技术上的疑惑，但对于如何找到和消除突发事件背后的社会“病原”，还是无能为力的。对于疫苗生产、保管、运送、注射等各个环节，存在什么样的缺失，在没监督调查权利的情况下，也只能是两眼抹黑。当碰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权威，来替代那些大嗓门的公知。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是像《有免于恐惧的疫苗吗？给我来一针》这篇庸俗畅销时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政府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这样的答案，作为经济学专业人士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智力偷懒的陈腔滥调。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药品也好、疫苗也好，对这些药剂的质量监督，首先是一项需要耗费资源的服务。那么问题就在于，谁能更优地提供这样的服务？我给出两个答案，大家自己比较掂量一下。

答案一：政府公务员，包括卫计委、食药监局、疾控中心的那些垄断监督大权并享有生杀特权的公务人员。如果选择这个答案，问题就跟着来了。

这些人，会有什么激励和动力去提供有效的服务？鉴于他们手中的特权，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滥用垄断权力，首先为自己谋得好处？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借监管名义干预制药企业的生产经营，扶值若干家受其羽翼庇护的企业，从而与他们实现利益均沾？而在这种环境底下运作的制药企业及相关企业，是会去优先考虑患者的利益和安全，还是会优先把精力放在与监管者合谋或至少搞好关系之上？一旦出了问题，他们是会去积极查实，还是会互相包庇，或者干脆找几只替罪羊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大家都不是外国人，并且都懂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基本道理。

所以，普通的经济学家告诉大家：任何服务（包括药品的质量监督）只要被行政垄断，必然毫无效率，而且必然滋生各式各样的腐败，至于其具体的表现形式，除了那些摆在面上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而且这些垄断监管者的低效出了名，比如像女性消费者急需的HPV疫苗，一项早已成熟的技术，因为这样的官僚体制，人们必须持币跑到境外才能享受得到。借着这次危机，他们也可能又一次通过成功“公关”，利用公众不明所以的恐慌，以进一步加强垄断管制权力来收场。

当然，作为更专业的经济学家，我还会告诉大家：即使这些部门的政府公务员在“公知”的问责和感召下，哪一天都成为了纯洁的天使，作为计划者也会因为缺乏决策所必要的信息，必然面临经济计算混乱的问题，而无法解答要多少名监督者（一百名还是一万名），每天要工作多少个小时（一个小时、其余时间用来泡茶看报还是不眠不休），怎样才能提供够格的监督服务等等问题。此外监督者又岂能知道到底消费者需要多少、怎样类型的药品、疫苗这些最为细节的问题，所以依然会是一片茫然、毫无头绪，即使耗费天量的管理成本（即税收），也根本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答案二：市场中的信息企业家。

假如精简掉以上这些相关垄断部门，破除掉这样的官僚体制，情况起码不会变得更糟，至少也消除了大半害群之马。而与此同时，市场自然会涌现出一大批像丁香医生这样的信息企业家，只要消费者的确需要对医药质量的监督，需要关于疫苗质量的信息，他们就会在消费者奖赏（利润）的指引下，利用自己的资源去源源不竭地填补这些缺口。

除非假设一个平滑世界，否则信息缺失或信息不对称这样的缺陷，必然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从广义上说，市场中的任何一位企业家，都是在扮演信息沟通者的角色。具体到医药或疫苗而言，只有市场才能提供称职的监督者，他们互相激烈竞争，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所需信息来获取利润，如果谁干的更好，谁能提供更多消费者关注的信息，或消费者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就会得消费者更多的肯定和奖赏，干不好的，就会被淘汰出局，所以他们有持续加强质量监督、产品检验和信息甄别的动力，不断地告诉消费者，哪些厂家的药品和疫苗不合格，哪些抽样检验出了问题，那些则值得信赖，哪家企业在药物保管、运输方面达到适宜的标准……他们会将这些标准不断细化，形成各种信誉体系。

就好像金融界有标准普尔、穆迪，如果打破监督垄断、放开监督市场，也一定会有医药质量界的标准普尔、穆迪，尽管这些的信息企业，可能会有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新颖组织形式，因为自由市场激发出来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他们的强力监督下，那些名誉扫地的问题企业，如果没有得到外力比如政府的救助，将不可避免地关门大吉；那些受到人身伤害的消费者，也容易获取各种试验数据及关键证据，把加害者送上法庭。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才能用上真正价效相符的医药、质量放心的疫苗。

今天社会的情况，就好像一个错乱的免疫系统，当社会发生危机时，我们得到的是错误的信号，不仅没有找到症结，反而使情况继续紊乱下去。就好像人体的免疫细胞因为“记忆”错误，不仅没有去杀死病原，却将健康细胞当成攻击的对象。不少人对于市场的无知和恐惧正与之类似。

总结一句：对于专业技术领域的问题，我们要信赖这个领域专家的知识，但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上，学会信赖经济学家的思考：只有建成一个有力保护产权的社会，一个在各个领域破除垄断的社会，一个更自由更讲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才能抗得住大风大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