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美国信条”下的“遗漏偏差”研究
——评黄亚生教授的中印经济比较*

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如果秉承宗教般的信条去看待社会发展问题，“TA”一定会陷入信仰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中的“信条”基本上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神话，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比如由来自英美经验的社会中心主义、由来自法国—德国经验的国家中心主义，还有后来者如俄国—中国经验的政党中心主义。因此，秉承一种信条而审视所有国家，必然会因经验与信条的冲突而纠结不堪。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应该就处于这种状态。他的中国—印度经济比较研究坚持信仰优先原则，坚信“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即经济上的洛克式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是所有国家兴衰和成败的必然之道。有了这样的信念，其研究经济学的计量方法与模型必然是他自己所批判的“遗漏偏差”，只去看对自己信念有利的数据而全然不看对自己观点不利的数据，这样，其关于中印经济前景的比较自然也不会靠谱。

黄亚生：“印度将能赶上并超越中国”

“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①已经不是黄亚生教授第一次预测中印两国经济前景了，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印度经济实验室和中国经济实验室主任，黄亚生教授10年前就和另一位美国同行在影响重大的《外交政策》上发表过“印度能超过中国吗？”一文，②仅仅从文章的题目看，黄亚生教授已经没有10年前那么自信满满了。10年前，黄亚生教授预期的是印度何时能够超过中国，认为印度超过中国“不再是一个傻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虽然需要“很多年”才能看到这一结果。理据何在？他的理由是：“印度是民主的，而中国不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主力军是受到法治保护的国内企业，具有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自上而下的，依赖的是海外华人的直接投资和国有企业，不具有可持续性；另外，印度的金融市场比中国更自由更开放，印度国内企业融资比中国民营企业更方便，印度有很多国际知名的私营企业，而中国一家也没有。这样，资源配置更合理的“印度将能追赶上中国，甚至超过中国”。

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盛名下的教授和MIT中国和印度经济实验室的主任，如果比较研究两国的一、二个产业政策——如金融业或某项经济指标的优劣，研究是严肃的，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作为具有政治学背景的经济学教授，偏偏不甘寂寞，非要根据一、两个经济指标而比较两国未来的大命运，这就不是严肃学者之所为了。10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不说其他方面，且说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印度优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这一项指标，难道深圳华为公司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而让美国政府处处设防的通讯企业？难道中国的腾讯公司真的比印度的国际知名企业差？难道拥有国有企业的混合制经济不正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

2013年，在印度正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而出现经济危机之际，黄亚生教授还坚持说“印度很容易被低估。它所取得的很多成绩主要是在看不见的制度领域，比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印度而言，且不说其金融改革和私有化企业到底如何（事实上国际经济学界对此争论很大），即使真的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12亿人口大国仅在这两方面做的好就能代表印度能赶上中国了？何况其金融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个封闭国度的私有化程度再高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明清之际的中国企业不都是私有化的吗，结果呢？众所周知，除了金融业，中国的开放度远远超过印度。况且，对于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味的开放——如印度金融业——就一定好吗？眼前印度的危机到底来自何处？人们稔熟于心的“华盛顿共识”早已经是过去时了，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集体失语，实在不能理解黄亚生教授为什么、凭什么依据已经失灵的经济学信条来比对中印两国？

中印两国未来命运的可靠比较，不但需要全面的经济因素分析（而非一两个经济要素分析），还需要政治分析、历史比较以及人类学的国民性分析。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黄亚生教授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于是把印度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归咎为地理因素—即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热带气候。黄亚生教授应该知道，这种话在中国说说没问题，在美国讲则是很危险的，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种族、宗教、性别三大底线），甚至可能丢饭碗，因为这涉及种族歧视。说印度处于热带的原因，不就是说印度人懒散、不思进取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比美国的言论环境更宽松。这且不说，用“反事实研究方法”很容易否定黄亚生教授的地理位置说，为什么处于热带—亚热带的香港和广东的经济比处于温带的中国北方更发达？为什么同样处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热带国度的华人比其他族群更富有？

在黄亚生教授看来，一个处于热带的、发展潜力不如中国的印度，居然GDP增长率取得了堪与中国媲美的成就，“客观的分析者应该给印度一个较高的评价”，“印度之所以能够部分克服它的困难而实现发展，主要依赖于其体制的发展”，“在印度，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都是正相关的关系。中国很多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阻碍了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一句话，印度的成就来自其体制上的优势，而基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犯了统计学上的“遗漏偏差”，是一种谬误。

把“发展型国家”理论斥为谬误，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底气和多大的勇气才敢如此放言！“发展型国家”并不等于黄亚生教授简单化的威权经济学，威权之下有经济自由和强烈的发展意愿，这种类型的国家并不多。换句话说，只有威权而无经济自由和发展意愿的国家不能归类为“发展型国家”，比如黄教授提及的经济上失败的缅甸。其实，“发展型国家”是有其历史原型的，那就是著名经济史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者，国家、组织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越重要，从法国到德国再到苏联都体现了这一点。东亚地区的发展型国家更是“后发优势”理论的延续或者翻版。从“后发优势”理论到“发展型国家”理论，其国家发展路径都不同于“美国信条”。如果按照“美国信条”去做，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既没有迎头赶上英美的德国和日本，也没有后来居上而跻身于发达国家的“亚洲四小龙”。无独有偶，中国是“后发优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的新集大成者。

“印度好体制”到底有多好？

印度大概看上去比较符合“美国信条”，黄亚生教授完全不同意中国人（其实并不是黄亚生教授认为的只有中国人）把印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印度的民主制度。笔者认为，把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简单化或者线性化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发现的一般规律是：过多的民主与过度的专制一样都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度的自由、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最有利于经济发展。且不说其他对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变量，就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个国家更符合经济史所得出的一般规律——适度的民主和适度的威权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然，在“美国信条”论者看来，中国不算是民主的，因为民主的根本标尺是竞争性选举。要知道，党争只是一种民主观。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一些当代美国的协商民主理论家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家如林德布诺姆看来，民主是一个近似值问题，而不是绝对的有无问题，甚至连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达尔都不愿意用“民主”而更喜欢用“多头政体”这样的概念。换个民主标准看问题，谁又能说中国政治中不具有民主的要素呢？

正如不能抽象地如诺斯所说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一样，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民主制度也不对。然而，如果深入到民主印度的内部，就特别能理解印度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了，就不会再相信“民主是印度最大的福利”之类的神话了。要知道，印度的代议制民主不是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也不是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印度政治体制的问题，黄亚生教授也承认，只不过因信仰的“遗漏偏差”而轻描淡写，而且前景还很难乐观。他这样说：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难道印度的政治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既然黄亚生教授10年来一以贯之地迷信印度民主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多谈谈印度民主。③

笔者曾这样说过，正如存在过经济学上的“印度式增长”一样，政治学上也应该有一个“印度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就是有结社—表达自由而无决策—执行权威，结果是无效的治理。“印度式民主”应该和“无效的民主”划等号。那么，印度的“无效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印度的无效治理根源于其“印度民情的公民社会”。印度特色的公民社会即建立在族群之上的政党组织非常发达，族群性政党组织就是构成印度公民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就是印度的“民情”。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公民社会必然呈现分裂的碎片化特征。

统计印度到底有多少政党是一个数学难题，大概应在2000个以上。在2009年全国选举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数有1000多个，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全国性政党只有6个，邦一级的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在参加选举的1000多个政党中，绝大多数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是族群利益，是典型的族群型政党。因为政党的族群性和小范围的地方性，影响力往往只限于范围有限的地区。

族群政党与选民之间是典型的恩主庇护关系。庇护主义是一种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政治关系，其核心含义是统治集团或精英通过为特定社会阶层提供好处的办法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忠诚或默认。这种“民情”下的治理绩效如何呢？笔者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选举民主中的高投票率。因为是庇护性关系，而且是地区范围有限的多族群政党，族群政党的政治动员就特别有力量，底层选民的投票率就特别高，高于印度中上层阶级的投票率。

其次，买卖选票的腐败。印度的腐败是有名的，印度政坛长期存在“小官贪小钱，大官贪大钱”的腐败之风。美国一份报告称，印度平均每年流失193亿美元的非法资金（黑钱）。现代庇护性民主将庇护制与选举结合，官员所利用的是间接控制的他方（通常是公共部门）的资源或权威来施以恩惠，换取选票，不仅庇护网络的范围更广，同时这种借助公共资源来构建庇护关系，并利用公共权力为私人或特殊团体服务的做法进一步助长了腐败。例如，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DMK）是泰米尔纳德邦目前的执政党。据报道，在2011年4月举行的泰米尔纳德邦立法院选举的前期竞选活动中，该党领袖、86岁的前剧作家、泰米尔纳德邦现任首席部长卡鲁纳尼迪（M. Karunanidhi）承诺，将向贫穷家庭提供搅拌机或研磨机，向工程专业的学生发放笔记型电脑，向渔民赠送保险，还承诺不定向地派发洗衣机和冰箱。而邦内主要反对党ADMK，即由前影星贾雅拉莉妲（J. Jayalalithaa）领导的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为赢回权力而进一步升级了赠品规模，给所有女性每人一台搅拌机、一台研磨机和一台电风扇；向每个贫困家庭提供四头羊；向每个贫穷的新娘赠送四克黄金（用于打造婚礼上新娘戴的金项链）；给6000个村庄发放60000头牛，并给所有村民开通免费的有线电视。除两大党外，还有一位独立参选人则承诺，如果当选，他将向每位选民发放一辆塔塔Nano（Tata Nano）汽车（单价约为2200美元）。④

结果，族群认同和腐败性收买在选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下图所示。

在庇护性民主的支配下，印度的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全国性政党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因为大多数选民的公共责任观念极其狭隘:得不到即期物质回报就不投票。这样，那些以公共政策为导向的政党很难拉到选票。和族群政党一样，他们也不得不通过行贿来收买短期的支持者和议会中的变节者。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仅如此，金钱甚至可以通过暴力或犯罪团伙敲诈赞助者，吓跑反对者并胁迫选民屈服来建立所谓的实力，这就是扎卡里亚（Zakaria）所称的强盗民主。⑥因此，印度的选举民主根本阻止不了腐败，族群政党的庇护性民主制度甚至助长了印度的腐败。

再次，无效治理。一般认为，分权有利于民主治理。笔者曾指出，分权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形式，但分权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出现无效治理。⑦这是根据印度的分权而言的。在一个已经高度分化的甚至碎片化的公民社会里，进一步的分权不仅不利于治理，甚至使得治理无效。

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在减少贫困人口的人数、资源的再分配等方面所做的成效并不乐观，甚至相较于独立之初贫富差距的问题更为突出。事实上，贫困治理问题是庇护性民主在印度的又一个恶果。

在庇护性民主下，印度各级选举中的参选政党往往将精力放在即时物品的提供方面，而非提出并贯彻具有长期意义的公共政策或公共物品的发放。庇护性民主使得印度的政党及选民变得短视，贫困人口减少困难，因而成为印度一个久治不愈的难题。

事实上，印度中央政府从未停止关于缓解贫困的努力，但因庇护制的存在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政府的福利项目多集中在农村地区，这使得农村地区的大部分公共资源为政府所掌控，同时由于政党竞争激烈，福利项目反而成为各政党建立庇护制的关键。相关数据显示，中央政府用以改善贫困人口生活的各项政策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源顺利送至底层民众的手中。⑧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印度最贫困的8个邦中越来越多的贫困人口挣扎在最低生活线以下，人数多达4.21亿，超过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总人口数。⑨针对于此，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是用补贴缓解因贫困带来的饥荒。这一治理模式，不仅导致执政成本过高，同时亦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压力。笔者认为，造成贫困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治理模式的缺陷，而治理模式的背后则是庇护性民主的影响。

这就是黄亚生教授所推崇的“印度好体制”。在这个黄亚生教授认为政治自由越来越多的20年，印度的穷人规模减少了吗？近20年来的高GDP增长率与民生的改善完全不成比例。深入了解印度式民主后，中国学者把印度的经济问题归结为其政治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其实很多印度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不少国际知名学者也认同。

事实上，这是印度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另一种叙述，大概是黄亚生教授不愿了解或者刻意“遗漏偏差”的故事。也就是说，看上去符合“美国信条”的印度，其实还是拥有自己历史文化的印度；不仅如此，基于族群的政党政治反而还强化了固有的部落关系和族群关系，现代化形式的民主政治反而激活了印度古老的政治生态，真可谓“因正因而生变果”。印度式民主的问题可不像黄亚生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其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难题更是难以治愈。对此，“美国信条”论者是不愿意相信的。

退一步讲，即使如黄亚生教授所言，印度的“好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不能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实现善治，这样的体制称得上“好体制”吗？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的通病，只讲效率不问正义，当然这也符合“美国信条”的追求，否则美国怎么到现在还不能推行全民医保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崇尚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时，也不应该忘记他的经济伦理学。

中国经济跑赢印度的动力机制在哪里？

在黄亚生教授看来，符合“美国信条”的印度是可持续性的，大有前途的；相反，完全有违“美国信条”的中国只不过因为其基础教育好、海外直接投资多以及国有企业主导而高速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如前所言，用一两个要素和指标比较并预测两大国的前景是极其不严肃的。首先，就中印比较而言，两国在1980年之前的经济都不那么好，这是事实。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完全不同，一个是代议制民主，一个是民主集中制，两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都是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是，两国基本上同步进入改革年代以后（不是黄亚生10年前刻意说的印度比中国晚改革10年，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印度1980年开始），尤其是同步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印度始于1994年的“新工业政策”）以后，经济都开始高速增长，而这一时期两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都没变。政治制度都没有改变，但经济局面完全不一样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印经济的奇迹？在专门研究印度经济的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Dan Rodrik及其合作者Arvind Subramanian看来，是观念改变了一切！在笔者看来，观念的变化导致具体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即市场经济制度与制度结构无关。也就是说，即使比较中国—印度的政治—经济关系，也不能停留在“美国信条”那里。黄亚生教授所以要如此，在修辞学方法上犯了“滥用大概念”的错误，即滥用宏大概念解释一切现象。看来，黄亚生教授的方法论错误不限于统计学上的“遗漏偏差”。当然，其最大的方法论问题还是信仰偏见下的统计学错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认识论的问题了。

由此看来，从修辞学到方法论再到认识论，黄亚生教授都存在问题。

印度的问题清楚了，那么中国为什么能保持对印度的优势？不管是否有“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因素：市场经济制度、产权上的混合制、完整的工业体系、政体上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型国家”的发展意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导向、发达官僚制的强国家能力、强大的基础教育培养出的最优质的劳动力、规模空前的亲财富爱劳动国民、多次革命所造就的特别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等主义文化。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发展模式大概是世界经济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大国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兴衰其实就是发展模式的竞争，绝不是一两个指标所能解释的，比如科技创新、军事力量、经济增长、国家意志、人口素质等，而是这些变量所组合起来的统合性的道路或“模式”。

中印之间的优劣已经很明显了，当然两国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而使两国经济更好。中国如果要做得更好，需要做“减法”，即减少国家过度垄断资源和过度的国家自主性；印度如果要做的更好，需要做“加法”，即增加其国家性和国家自主性。比较而言，“减法”相对好做，而且中国政府目前的改革就是在做“减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以放权和市场化为导向的转变政府职能；而要在印度碎片化的族群政治中做“加法”却是很难甚至永远不可能成功的事。

中印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践行着经济史上一脉相承的“后发优势”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以完备的工业体系立国。印度在有些领域如金融和私有化方面似乎依然在复制最早实现现代化的英国—美国的早期道路，而这已经是连英美自己都不再用的过时的理念；况且，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没有发达的制造业而仅有所谓的名不副实的“世界技术实验室”，怎么可能撑得起这样一个大国？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常识，而且印度眼前正在饱受仅靠IT技术和金融服务而没有制造业之苦：2013年美元回笼后，“金砖之国”中经济表现最差的就是印度，货币贬值高达15%。且不说这些道路之间的优劣，如果黄亚生教授不是教条主义者而心怀世界经济史，大概不会轻易地得出印度经济表现好于中国的判断，更不会得出印度必将超越中国的结论。

学者当然可以有信仰，但信仰偏好下的研究成果不能冒犯“常识”。生活中的故事最生动也最直观：2013年夏天，一个美国教授带30个美国大学生分别在中国和印度生活了15天，最后留给美国学生的假设问题是：选择两国中的一国作为永久居住地。选择结果符合常识：1位选择印度，29位选择中国。由此可见印度与中国的距离！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