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

2016年10月17日，“地方网约车发展与规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周其仁、张维迎、薛兆丰、傅蔚冈等专家学者参会，黄益平教授主持。本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协办。人文经济学会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实录。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张维迎的发言记录。

张维迎：相隔一年时间，我们两次聚在这里研讨，我记得去年第一次交通部出台征求意见稿的时候，我感到政府有点太任性了，好在交通部还是从善如流听取了各个意见，最后在今年8月27号出台了一个比较具有改革精神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

我想我们大家都以为问题已经完了，这事就这样了，没有到在国庆之后，三个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同时出台了地方法规，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些地方政府部门好大胆，他们居然敢和中央来对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刚才沈教授、朱教授大家都从法规层面讲了，尽管我也同意周其仁讲的地方的事情地方办，但这么明目张胆的以地方对抗中央，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胆子太大。不仅像你们刚才讲的新能源这些东西，我们主要是部署改革精神。

大家讲的非常好，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网约车监管不能漠视穷人的权利，不能与穷人过去不去，大家仔细看看那几条规定，限车牌、户籍等等都是跟穷人过不去。户籍的问题大家已经讲的很多了，北京人历来是搞外地人补贴和养活，而且是靠外地穷人补贴北京的富人。就说车型的限制，一个相对收入低的人，有钱花8万块钱来开网约车不行，你必须有18万以上才能买得起。这个就从提供服务的角度就把穷人给歧视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一下坐豪华车那些人，好多人自己都有车，他对网约车没有太大的需要，就是普通老百姓大学生出去坐车，他不让你坐，他规定必须那么大车，那就只能富人有权利得到网约车的服务，穷人是没有资格获得网约车服务，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其实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而不是说这个是不是限制太高了，一个好的循环，一个健康的循环就是应该给每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权利，养活自己的机会。在市场经济下养活自己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在家里给自己种一块地自己打粮食吃，是我有权利给别人提供别人愿意接受的服务。

同时，每一个人也有权利接受别人给自己提供服务，只要双方愿意，简单说愿打愿挨的事，别人不应该过多的管理，政府也不应该过多的限制这种交易的自由，因为它是人权的一个基本表现和要求。

我特别想讲一点，为什么有那么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我们自己认为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有好多人比较穷，为什么这一些人那么穷。如果大家看一下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那本《资本的秘密》，这本书根据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说这些国家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就是他们的资产不能够变为资本，就是很多穷人包括贫民窟的人是有资产的，但是这些资产没有法律上的认证，所以就没有办法拿出去交换，最后只能过一个贫困的日子。

其实看看中国是不是这样，现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是没有地方住的，住的非常寒酸，但是他们在老家有大院，有几亩地，地没有人种，房子没有人住。如果这些资产允许交易，他们完全可以在城市里面置换出一个比较过得去的窝，但是我们不行。我觉得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不能保证穷人的权利，我们就一定会使他们永远的贫困和寒酸。

其实保证穷人的权利不仅是一个对他本人好，对社会也好。有一些国家的犯罪集团要追杀德·索托，之所以追杀他，因为他到处在搞产权改革的事业，穷人权利界定了，穷人就可以养活自己了，穷人养活自己以后，为反追集团跑腿人大大减少了，所以当这些穷人的权利确定之后，穷人就要靠自己正当的生意来养活自己，不愿意跟犯罪集团走了，犯罪集团非常仇视他，因为种动穷人的问题解决的话，ISS也没有群众基础。

所以我说解决穷人的权利，保护穷人的权利不简单有利于穷人，也有利于富人，回到网约车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使几十万人提供服务，他们干什么去，他们就可能变成社会的一种威胁力量，也可能就被黑社会利用了。或者他们开黑车，黑车也有自己的规则，所以我说保护穷人的权利非常重要，现在政府部门出台的规定，其实它名义上都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其实大家看真正保护的是地的利益。

当然了，这个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看一下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的出新，新产品的出现都会损坏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都会采取各种办法试图维护自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1598年的时候，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毕业生，他发明了一个织袜子的机器，这个织袜子的机器很贵，个人买不起，只能到他那儿工作。这样就有了现代工人，这个织袜子机器生产出来之后就被认为是一件坏事，现有手工织袜子的工人构成了威胁，所以好多人追杀他，最后他跑到巴黎，他在巴黎开了一个工厂，他带走十来个人跟他一起工作，最后死在巴黎。他死了之后，英国对机器的仇恨小了一点，他带的十几个工人才又回来，继续做袜子。

很多的技术创新和引进都会受到既得利益的反对，但是历史证明既得利益的反对不会成功。我可以斗胆语言一下，当网约车出来之后，其实已经宣告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死亡，一定会死亡，因为它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价值继续存在。它现在还有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而这个绝对不是出租车司机本身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不过就是司机，真正受到利益损害的是那些所谓出租车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的监管部门。

当然了，什么时候死亡完全是一个政策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消费者不希望他死亡，消费者一定希望他死亡。所谓的保护消费我们看看谁在保护消费，真正保护消费者的是市场竞争，正是由于网约车的出现才给我们消费者提供了这么多的选择机会，不仅是我们减少了等待的时间，甚至我们得到了更好的服务。刚才各位讲了所有技术上的东西，一定使得我们坐上这趟车非常安全，当然有一些部门会拿出个别的例子来，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刚才傅蔚冈博士说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出事的比例是7：130，原来没有这个数的，听了之后我觉得很好，至少没有办法证明网约车出事的司机高于传统的出租车。当然了，任何东西飞机往下掉，火车相撞，官员还腐败，官员腐败率那么高，我们还不能把政府撤销了，这是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后，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谁有权剥夺国民的基本权利，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可以随意的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了，他们剥夺的目的就是为另外一些人输送特权。实际上自由迁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满足的条件。在西方分裂时代，每一个小的政体，每一个庄园它是司法机关又是行政机关，任何一个农奴到另外一个地方必须要得到族长的认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为什么也要这样呢。

另外一个我们经济学分析问题还是功利主义的方法。交通太拥堵了就限制，凭什么你可以走别人就不可以？拥堵不是限制任何人权利的理由，拥堵是我们重新界定权利的理由，我们应该怎么重新界定权利，而不是保护一部分人，排除掉另外一部分。现在出台所有这些道理其实都不成立，因为我们不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待人的权利，很多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如果大家觉得北京太堵了，所有人都有这个权利，如果觉得北京人太多了，也应该所有人同时约束这个权利，而不是把权利保护给一部分人，使得另外一部分人没有这个权利。

今天我想利用网约车研讨会，我们真的应该考虑我们国家立法、行政一些政策的出台，应该注重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一些技术手段。我认为我们该讨论还是要讨论，该说的还是要说，国发院这个平台今天已经直播出去了，我相信会有很大的作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