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开炮”英雄王成的悲剧人生:被俘回国后被批斗,90岁卖鞋垫谋生……“向我开炮!”《英雄儿女》中的“英雄人物”王成,手持爆破筒冲入美军之中同归于尽,其悲壮成为中国一代人的情结。 2016年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援朝66周年纪念日,人们的思绪再次被拉回那场悲壮的战役中去。 蒋庆泉,王成的原型。这位银幕上的“英雄”现实中却命途多舛,在炮火中,蒋庆泉中弹后昏迷中被美国俘虏。和其他志愿军被俘人员一样,回国后遭打压,身负党内警告,被遣农村,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心之苦。 “我是战俘不是英雄”,一直是压在蒋庆泉心头的罪结。为了谋生,年近9旬的蒋庆泉,天天上街卖鞋垫…… 蒋庆泉,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村人。20岁时加入了解放军。1952年入朝作战,被分配在23军67师201团5连担任步话员。 1953年4月18日,他参加了石岘洞北山守卫战,全连全部阵亡,只剩任步话员的他和10多个伤员,自己被美方一发炮弹把震昏死过去。醒来时已躺在美军医院。 战地记者洪炉为此写出报道,蒋变身为英雄王成出现在银幕上。 但因蒋被战俘,回国后被接受审查,他每日需认罪写检讨。 从此以后蒋庆泉再也不提那段“风彩”的经历,包括自己的媳妇。 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影片中王成和那句“向我开炮”举国上下人人皆知。但蒋庆泉看到这部电影时,全身颤栗,掩面大哭。但他却不敢提起自己的那段经历。 1966年的文革中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蒋庆泉被说成是叛徒,经常被拉去批斗。直到1981年,有关部门宣布了取消对他的处分。 直到2010年,当年报道“王成”原型的战地洪炉找到了蒋庆泉,此后蒋庆泉的故事开始为外界所知。 蒋庆泉被当成招商“招牌” 自从“英雄王成”真人现身后,蒋庆泉一下子成为舆论的焦点,各地电视台纷纷请他登台亮相;锦州地方政府也利用他做招商引资的“活招牌”,未进大岭村即见路边及天桥上有巨幅广告,上书“战斗英雄在大岭 向我开炮第一人”。 但“志愿军英雄”的美名并没有给蒋庆泉带来任何实惠,尽管地方政府打着他的旗号大作宣传,也从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相反对他到外边诉说过去几十年的遭遇还指责有加。 蒋庆泉现在住的是20年的老房子。每到集日就推着一辆生锈的三轮车,拉着老伴去集市上卖用一针一线缝制的、一元钱一双的鞋垫,来补贴家中油盐酱醋的开销。 蒋庆泉在不出门的时候,就在家写回忆录和一些打油诗:“疆场吾失态,友失我还在;失阵陷囹圄,战俘名声坏。” 2011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老人的健康。2010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时,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上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蒋庆泉与王成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立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蒋立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蒋立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立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立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立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立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洪炉的老作家,他曾是23军《战地报》的记者。 蒋立随后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2000年左右,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美军,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洪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已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寻找蒋庆泉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 但近10年过去,蒋庆泉仍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而此时的蒋庆泉,每天刚蒙蒙亮,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蒋庆泉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 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留言后,整整4年,蒋立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蒋立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陆洪坤找到蒋立的电话十分偶然。 在朝鲜战场上,蒋庆泉和陆洪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都是通信连的步话机员。这个连是23军67师直属通信连,只有在战斗中,步话机员们才被分派到参战的营、连甚至排级单位,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呼叫、指挥炮兵进行定点轰击。 陆洪坤的位置在201团指挥所,与前线的蒋庆泉通话。他亲耳听到了步话机中蒋庆泉嘶哑的喊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立的电话。 洪炉的文章是2000年的时候发表在《解放军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的,后来被网络论坛转载。八年过去,早已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但“陆洪坤”三个字还是被搜索到了,而且非常巧合的是,4年前,蒋立恰恰在这个页面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同住一间屋的老战友。 通过蒋立,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立当时也在锦州家中,据他回忆,他俩交谈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 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立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蒋庆泉忆当年 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立终于听到父亲蒋庆泉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美军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美军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蒋庆泉回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被俘回国后被审查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根据曾任193师政委、参与志愿军战俘回归事宜的贺明少将了解,6064名归来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多人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还是国内的宣传材料,都曾记载他们在战俘营升五星红旗、以血肉之躯与坦克机枪对抗的事情。 绝大部分人在审查的压力下,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右倾保命”、“丧失气节”等情节。1954年4月,除部分营以上干部转业外,大部分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根据蒋庆泉的档案,他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回乡后,蒋庆泉取妻生子,本本分分地务农,亲人和乡邻都只认为,他是个普通的退伍兵,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内心波兰汹涌的隐秘历史。1965年电影《英雄儿女》上映,蒋庆泉一下子就在银幕上的王成身上,认出了当年的自己。 “文革”中,蒋庆泉的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冲击。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元钱,如今,蒋庆泉每月可得老兵补贴800多元,每年还有1000多元的医疗费。 蒋庆泉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这个东北乡村的普通农户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二儿子看起来有些木讷,通过土地微薄的收入与大哥一起负担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大儿子蒋立是葫芦岛一所小学的教务人员,妻子是中学的老师,家里有个正上学的儿子。他们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几乎每周他都会坐长途车回去看蒋庆泉。 2010年,洪炉找到了蒋庆泉后,“王成原型找到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面对采访者,蒋庆泉仍纠结于自己曾经的俘虏身份。“我也不承认自己是王成。我就说,我虽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狗熊;我曾是俘虏,但我绝不是叛徒。” 每逢集市,蒋庆泉依然会和老伴去离家二里地的集市卖鞋垫。出发前,蒋庆泉要将几百双鞋垫搬到家中那辆已生锈的三轮车上,用麻绳捆好,然后招呼老伴出门。 被俘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蒋庆泉。这使他对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感到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