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女性如何记忆和思考遭遇的苦难
摘要: 编者按：中国女性如何记忆和思考她们经历的苦难社会？她们主要会记忆社会现实当中的哪些方面？她们跟男性的记忆有什么不同？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在她的调查走访当中帮我们揭开了谜底。做女性 ...
 做女性的口述历史非常困难 对于“新知女性”，我想用一个女性的例子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早些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为什么要谈女性的记忆？中国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最底层的无疑是农民，包括今天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的农民工。农村的女性又是下层中的下层、弱势中的弱势。我们在做口述史访谈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种情况：做了两三年了，回来以后整理访谈录音，放到电脑里，一看讲述者全是男的，没有女的。后来觉得这不行，有失偏颇，缺少一个性别。后来发现为什么没有女性呢？就发现做女性口述非常困难，明明找了一个老太太，跟她访谈了好几次，就没有什么东西被记录下来，她没有说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这种碎片化的话，散漫的、很乱的、没有时间逻辑的话很难整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她们都讲述了哪些内容。我们希望我们的调查对象讲述农业合作化的经历。那一代的农村女性以前都是在家庭当中，基本上是围绕着家庭劳动、家庭生活进行劳作的，一般来说不去下地的，每年只有在春耕的时候，最忙的时候--因为完全是人力来耕种，必须有三个人，一个人赶牛，一个人扶着犁，一个人在后面播种，这个时候需要女性下种子，这个时候女人下地，平常的时候她们不怎么下地。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劳动力，包括女性劳动力都必须下地，人民公社时期更是如此，所以她们的生活和劳作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我们就想让她们讲怎么感受这样的一段历史。 我们开始的提问就特别傻、特别愚蠢，会按照我们所希望了解的年代的时间序列来问，比如，土改的时候你们家分了几亩地？比如他们那里农业合作化1954年就开始了，就问1954的时候合作化是怎么回事。她们很难回答这种愚蠢的问题。后来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这样访谈，只能完全以她为讲述的主体，这个时候研究者是倾听者，我们不能主导她的讲述，她会按照她的生命历程，按照她的家庭生活的历程给我们讲述她所经历的历史。这个时候会发现她并不是不知道那些事，并不是没有记住过去，全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非常鲜活、非常生动。 女性主要记住的内容是：病痛、养孩子、食物 我们来概括一下关于合作化的历史，对于女性来说她们记住了哪些内容。很多女性首先提到的是身体的记忆--病痛，什么地方疼痛、得了什么病、什么时候怎么得的、病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历程，这是她们记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要下地劳动，冬天也要参加劳动，造梯田，她们非常辛苦，比男人的活还重，去平整土地，造田，一下下用铁锹拍田的边儿--因为梯田一层一层上去，要拍实了、拍好了，那都是黄土，一下下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她得了某种妇科疾病，她记得很清楚。 第二方面的记忆就是养孩子的记忆，这对女性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内容。她们在养育孩子的事上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或者说感受了极为深重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生完孩子以后很短时间就下地劳动了，这个时候孩子怎么办？好一点儿的，他们叫老人照看。家里如果有已经老到可以不下地的老人--五六十岁还要下地呢，如果特别老了，不下地干活了，老人能帮着看看孩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娃娃照看娃娃，生的老大还没有上学，但是五六岁了，去看更小的娃娃。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老人照看娃娃、也没有娃娃照看娃娃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女性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她们只能干活之前用一个布袋把娃娃捆住，捆在娃娃腰那儿，然后在土炕上打一个木橛子，把绳拴在木橛子上，怕娃娃掉下来。她去干活了，那个地方全是山地，中途不能回来吃饭，等到她下午下了工回到家的时候，娃娃哭、大人哭，娃娃浑身屎尿，饿得哇哇哭。这个时候母亲是什么心理？所以这方面的记忆她们是极为深刻、极为清晰的。你能说这不是合作化历史进程的一面吗？这当然是。 还有一方面的记忆非常突出，就是关于食物的记忆。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在那个年代是关于食物匮乏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记忆。因为按照性别分工，女性在家里为全家人准备食物，做饭，当然也会经历吃大锅饭、吃食堂的阶段，那个时候她们也记得很清楚，一家打多少饭什么的。每天回来以后，食物很匮乏。好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贫困地区--到今天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呢，所以当时没有抽调走什么粮食，因为本来就出不来粮食。吃山里的一些野菜，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玉米中间的棒打碎了，粉碎了，都吃，饥饿的记忆非常清楚。而且女性当时的角色是，做了饭以后，要先让孩子、男人吃，因为男人是主要的劳动力。女性对饥饿的感受中还包含了她对家庭的责任感，所以她们这方面的记忆也是非常清楚的。 女性其实没有隔绝于公共生活的感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女性并不是不记得那段历史，也并不是不能讲述那段历史，只不过是不能用被正式认可的话语方式去讲述。实际上她们有没有记忆？当然有，她们是在用生命感受，并且去记忆和表达那样一段历史。人们有时候说女性跟公共生活是分开的，女性是在家庭的私人的领域当中，她们不进入公共生活，其实女性并不是隔绝于那样一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也不是隔绝于公共性的感受，她们与之是血肉交融、情感相融的。因为那样一个过程，毕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她们的生存状态，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她们今天讲述的时候，因为也没有什么主题，就是随便聊天，讲着讲着她们就会痛哭流涕--这不难理解，因为她们经历的确实是一种非常深重的苦难，但是有的时候讲着讲着她们又很开心，哈哈乐。听的人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会说你们那会儿那么困难，又挨饿，又有病痛，养孩子又遇到这么大的问题，怎么还挺高兴的？她们自己有时候也说是呀，回家还不知道有什么吃的呢，吃的还没有着落呢，还高兴，还乐呵呵的。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那种物质极度匮乏、身体极度痛苦的情况下，他们的精神生活、心理反而还有一种亢奋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去洞悉所谓文明的治理，到底在普通人那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时候我们经过研究和分析就会有这样的发现：这样一个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对女性而言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也就是说她们原来是家庭的工具或者附属品，现在变化了一点儿，现在变成了集体的或者国家的工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会用一个词“妇女解放”，这也是我们官方经常用的词，说新中国前所未有地使妇女真正地解放了，因为她们从原来的家庭、族权、夫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她们有这么一个转变，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新中国女性相对男性感觉解放了，只要大家都受苦，她也可以忍受 这是什么意义上的解放？即使她们自己说有解放的感觉，我依然不认为这是一种解放，这只是解放的幻象。 秦晖老师曾经有一个说法，他说新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妇女地位的提高，而是男人下降到和妇女同样的地位。这个概括比较精辟。大家都知道中国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说男人的问题还是女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权利的问题。 当事人讲确实解放了，因为这有很多改变，比如说过去女的不能随便出来跟别人交往，就是传统时期，帝国时代也好，民国时代也好，说没事出来满村乱窜的不是什么好女人，好女人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土改之后，农村里面要开很多会，老组织她们开会。一开会的时候全都得参加，尤其是刚刚土改那会儿，很多时候很多女的出来开会，还到外村开会，女性社会交往的空间会空前扩大，包括跟男性的交往也增加了，这跟传统时代很不一样。在外村开会，有的时候回来晚了，男人还送她们回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确实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能不能用“解放”来概括，这是可以去探讨的，有这个感觉不一定是解放，只是不像原来那样封闭了，比原来的活动空间大了，比原来的交往面大了，跟男人交往比原来自由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解放？可能还得再看。 比如说这个村子中，原来这个女人也不用名字，比如这个人在娘家叫李红珍，但是她嫁到这个村之后，就变成了谁谁谁的婆姨，没有人叫她名字。在陕北，没结婚的叫女子，结婚了的叫婆姨，有了孩子之后就说谁谁谁的娘的，不是骂人，他们那儿就那么说，谁谁谁姐的，谁谁谁哥的。所以女人在村子里要不就是谁谁谁的婆姨，要不就是谁谁谁的娘的，很少用她们的名字。在集体化的时候必须用名字了，要计工分，要分配，所以你叫李红珍就叫李红珍、叫张秀莲就叫张秀莲。这个时候她们也有一种感觉，说你看有人叫我名字了，我是我自己，我是有名字的人，我不再是谁谁谁的附属品、谁谁谁的家属。这可能也带来一些解放的感觉，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是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解放？这个要谨慎看待。 再有，相对来说会有一种公平感。很多人在访谈的时候，问她那会儿怎么受得了，那么痛苦怎么忍受，她会说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是同样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受苦，大家都一样，在一起还能穷开心。这个时候她觉得可以忍受。 个人作为历史主体消失，比如礼仪小姐是被培训的对象 最后，我想说一说关于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和历史责任。我们说普通人在追寻历史的真相，在进行历史反思当中是既有权利，也有责任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的访谈对象都会说，你问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没有意思。他们说没有意思，而且还会说没有意义。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这样的生存太可怜了，太卑微了，怎么可能成为有用的历史，或者成为你们关注的东西。他们自己就会这样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的历史是有价值的，是有力量的，是有分量的，而且也有这样讲述自己历史的权利。你会发现如果有人认真地倾听他们，去跟他们进行这样的交流，他们是有愿望来讲述的，不是像开始那样不太愿意讲述。很多农民妇女不识字，如果没有人倾听，她们也没有能力来记忆自己的历史。但是有能力的这些人，比如我们，其实也有一种责任--应该去关注和讲述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自己的历史。因为人是历史的主体，但是在这儿，主体在今天还是一个消失的状态。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非常被动的，我们一直是一个“被”的大国。 有张照片大家肯定熟悉，拍的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礼仪小姐的培训场面。礼仪小姐要有标准化的微笑，上面露四颗牙，下面露四颗牙，所以必须叼着筷子来练习微笑。为什么要这样培训呢？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连微笑都要去训练的地步吗？从中可以知道主体是处在这样一种“被”的状态。 宿命论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苦难的社会根源 我们为什么说苦难有一种力量？苦难有没有力量，取决于它能不能进入历史，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被讲述出来，能不能被记录下来，能不能被我们思考。如果说苦难进入不了历史，尤其是普通人的苦难，真的被当成无足轻重，就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就难以说它具有力量。苦难只有进入了历史，它才能够具有历史的力量。同时，我们要揭示出苦难的社会根源，不仅仅把这些苦难归结到个体身上，它背后应该有社会根源。如果我们挖出了其社会根源，了解了苦难是因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或者制度而造成的，苦难就不仅仅是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还会具有一种社会性的力量，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 同时，我们还需要去除一些先赋性的，或者说是宿命论的迷障。很多讲述者在讲述当中经常会说“我就命苦”“都这样”，还常说“农民嘛”“就这样吧”“我认命吧”“这是我的宿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揭示苦难的社会根源，苦难就不再是宿命，就会具有颠覆性的力量、重构的力量、解放的力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概括地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具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 （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作者：郭于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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