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杨振宁因推翻“宇称守衡定律”而双双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不守衡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当时我才十来岁，这事曾使我无比激动，从此对科学家充满爱戴、敬仰和崇拜，成为我从十八九岁时就开始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动因之一。1957年的报道高潮中，还时时提到中国留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是她以精美绝伦的实验设计和连续几个月的辛勤工作证明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的不守衡”，从而把李、杨推上了诺贝尔奖得主宝座，吴健雄本人也成为《第二次握手》女主人公“丁洁琼”的主要原型之一。 

但我后来在搜集李、杨资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两位似乎在获奖后什么时候起，因某种缘故断交了。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2或3人共同获奖的情况是常见的，他们往往还不同一国籍，却可成为终身好友。那么，李、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见过老年吴健雄的一张寿辰照片，当时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的5位华裔科学家都来祝寿了，可我注意到，李、杨彼此隔得很远，像是互不相识。

如此两个人物，因什么闹僵的呢？我想不大可能为了钱，也不大可能是为官职——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当名教授比当官强得多。看来只能是为了“名”，这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名声”、“名气”，而是“排名先后”的“名”。杨比李大几岁，但瑞典科学院的颁奖名单是“李、杨”，全世界媒体也都如此称呼——是不是因为这个呢？诺贝尔奖的历史上常有年长者排名在年轻者后面，但从没听说过有谁为此闹翻。那是一个漫长的闭塞年代，很多事实不准披露，很多真相不为人知，李、杨之间发生过什么事被讳莫如深，我和很多人一样，始终是“一头雾水”。

上世纪80、90年代，政治气氛趋于宽松，李、杨两位似乎也因年事渐高而觉得“现在可以说了”（美国格罗夫斯将军后来一本回忆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书便取名《现在可以说了》），甚至是“如鲠在喉，非说不可”。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谈及杨年龄比李大，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功劳也更大，在获奖名次上本应杨在前，事实上却相反。杨坦承为此与李闹过别扭，很痛苦，曾为此哭过云云。

我不知道同获诺奖时排名的规定怎样，想来无非一是依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二是按贡献大小。诺贝尔科学奖也有过不公正，但大体上是公正的。譬如公认吴健雄应该是1957年物理学奖得主之一，但偏偏没有她，这就是一种不公正，吴本人却能淡然处之。而且她得到了另一种公正——被誉为“20世纪的第二位居里夫人”，长期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

回到正题上来，对李、杨分道扬镳的原因，杨振宁已经说过了，却一直没听到过李政道的说法。我忆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俗话，心想杨说过了，现在且听李怎么说吧。《始末》中写道，“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书的作者是季羡林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意即《李政道传》会是李政道本人意思的真实表达。

据文章介绍，李、杨早年是西南联大校友，后来又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校友，关系一直很好，且“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从1951年起，他们的合作“真正开始”，并得到奥本海默的欣赏和爱因斯坦的重视——即此一点便可看出，李、杨是多么的幸运！但他们无视这种幸运，文章接着谈及：“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署名次序问题。第一篇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署名李政道和杨振宁。”——就这样轮流坐庄也很好，但不行，“在第一篇论文写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可惜李政道很“介意”，他“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我的“小人之心”并没有度错“君子之腹”，果然，李、杨确是因“排名先后”闹僵的。

署名顺序可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也可按合作者实际贡献的大小——这在国际学术界也是通例。但“实际贡献大小”一般来说只有合作者自己才明白，这种情况下，只要他们都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署名顺序”应该不成问题。但事实恰好相反，这成了李、杨之间的大问题。对此的合理解释是，李、杨没有“基本的实事求是精神”，至少是其中一位缺乏这种精神。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看来更使杨振宁耿耿于心，但两人仍相互需要。于是，此后两人仍有合作，有些学术观点经激烈辩论后能取得一致，有的重要论文“还共同署名”。对此，李政道在《破缺的宇宙》一文中写道：“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后面的两句话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更是令人鼓舞的说法。它曾被李、杨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事实所证明，使人想起中国人常说的“团结就是力量”。人们知道，剑桥大学的教授们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喝茶吃点心并非目的所在，他们真正的兴趣是聊天、讨论和争执，是学术观点的碰撞以及由此迸溅出来的天才火花。科学史上多个重大的发明和发现，多项诺贝尔科学奖，就是这种“天才火花”的产物。但“天才火花”的产生有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和谐坦诚、优雅大度和“费厄泼赖”，而不是小肚鸡肠、胸襟狭窄和锱铢必较。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这种在讨论和碰撞中产生并被“天才火花”所照亮的东西，要分出“谁先谁后”、“孰轻孰重”往往很难，且既无必要又无操作性。如果坚持要分出，唯一的后果只能是“裂隙”，是“冷眼相向”，是闹翻、闹僵……闹出一段什么呢？说文雅点叫“公案”，说直白些是“丑闻”。当然，使点手段也许可以分出“谁先谁后”、“孰轻孰重”，譬如每次对话都带上窃听器和针孔摄像机等“特工”设备，以便日后“对簿公堂”拿得出“第一手证据”——问题是居心如此的人，能在科学讨论中表现出任何真知灼见，能登上任何科学领奖台吗？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排名先后”了。

杨振宁说，他在发现“宇称不守衡”中的功劳比李政道大。1982年，他在《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中说：“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有关宇称不守衡的）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李政道传》则说：“这一发现是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因此“论文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然而，据《李政道传》说，“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时，杨振宁突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君。秦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同意”。再往后，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文章里‘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要和李政道讨论”——又是“排名先后”问题，“杨振宁提出，文章中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君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

就是说，我十几年前听说杨振宁为此事曾哭过，确有其事。不管怎样，“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而人们都知道，这个“暂停”就是永久停止。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但现在，奥本海默说“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在物理学上两人极具天赋，堪称顶尖级人才，奥本海默曾对他俩倾注了很大的感情和心血，现在却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批评乃至否定。“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是预言李今后在高能物理领域不大可能再有大的成就。这话说对了，1957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李政道确实没有特别突出的科学贡献。“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则简直是毫不留情面的直斥。

《始末》写道：“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国内高能物理学界本来就存在分歧，1972年后杨振宁和李政道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使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李政道传》写道：杨振宁“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这种并非发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的“精神病”足以“误国”了！

《始末》还说：“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不过，只要李政道不能证明他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的贡献确实比杨振宁大，他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澄清和解脱。按照中国人的积习，李政道的少说话或不说话可以被理解为“城府很深”和“口不臧否人物”。何况他后来还是通过季承和《李政道传》说话了，其中，关于他对推翻“宇称守衡定律”比杨振宁贡献更大的说法仍然无可查考。一些本来堪称杰出的中国人（包括“华人”）热衷于“闹不团结”，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大量消耗在这类毫无意义、无聊透顶的事情上——这大概是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荣膺诺贝尔奖、海外华裔科学家荣膺诺奖者也甚少的原因之一。

这使我想起鲁迅对“国民性”的论述：“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从鲁迅的话和李、杨两人缠夹了几十年的“恩怨”，人们也许可以领悟到一些什么。从晚清至民国，中国人被形容成“一盘散沙”；1949年后一个常见的现象叫“闹不团结”；改革开放初又出现“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的说法——何况李、杨还都是特别优秀的中国人。

说到日本人，索性多谈一点吧。2001年日本提出要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培养30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平均每年0.6人。2010年10月，年度诺贝尔奖揭晓，3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日本人，这就使日本在21世纪前9年里培养的诺奖得主达到10人！而自1901年开始颁发诺奖以来的110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1年，“外籍华裔”科学家先后共有8人获奖，其中出自1949年前的中国者2人，出自台湾者2人，出自香港者2人，生在美国者2人，全部是在美国荣膺诺奖的。中国本土尚无一人。捎带说说，日本人口只及中国的1/10，而海外华人只及中国本土人口的1/70——应该说，这已经成了个问题。甚至连中国自己设立的、两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也多次空缺，原因是没有评得上的成果——而这类中国自己设立的“大奖”本来就缺乏分量。不错，中国已经很有钱了，“大奖”的奖金额也很高，可惜很多东西的“分量”不是可以用钱堆积起来的。

李杨的“恩怨”也好，“一盘散沙”也好，很多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闹不团结”也好，说到底还是一种“国民性”，一种“坏根性”，对它的“疗救”是很麻烦和很需要时间的。

来源=《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