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佩（1918—2017），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夫人，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七十多岁学电脑，近八十岁还给博士生上课，81岁时创办中关村大讲坛……2017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地请到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位瘦小的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过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曾经，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

　　此后的几十年里，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有时她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的纯金铸造，重515克——见到的人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没什么不能舍弃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的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她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沿用至今。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时，她都要求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的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时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与他们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元。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单一样平常。

　　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能容纳200多人的大会厅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上过这个大讲坛。“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我一点儿也不孤独”

　　曾经，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后来，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她的面提及“孤独”，她曾说过：“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有好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