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丰

成都几个小区的业主正在为争一个小区的入学权而在网上展开厮杀。

朋友圈流传着一篇神文《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开头就呼吁“望江锦园、望江水岸、金润华府的业主，我们应该团结友爱”，来对付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的业主。这篇文章没有任何一家正经媒体刊登，但是在几个成都本地论坛却掀起了波澜，甚至有“如何评价《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下面简称《阶级斗争》）”这样的讨论帖。

大家都在争望江小学的学位。这个小学质量不错，但是属于新建小学，周围的几个小区，也都是新楼盘，这就决定了这个学区房在定位上的模糊性：哪个小区才有资格就读？

《阶级斗争》一文指责的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是两个特别的小区。他们和几个所谓“省直机关”（农科院、林科院）有关，可能有半福利房的性质，因此居住的多是学历比较高的年轻人，“做的第一线的工作，收入水平较低，难以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买单。”

这种看法从立场相反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一篇另一阵营的文章这样质问：“望江小学学校用地是省级机关的地，学校是省级机关出钱修的，说直接点就是锦东庭院、致瑞雅苑的业主出钱修的小学，你们金润华府一分钱没出凭什么来读这个小学？”

这样，这场“阶级斗争”的双方就比较明确了，一方是以金润华府为代表的几个自认为的高端楼盘，他们在争夺望江校区的入学资格中并不占什么优势；另一方则是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这样的小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这个小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可能享受这个福利。

▲ 网站“家长帮”中流出的照片，“沙河壹号”小区也加入了学区争夺战

《阶级斗争》一文的作者是自称年收入50万的金润华府业主，看起来很懂得网络传播的技巧。但是这场“阶级斗争”，其实是中产阶级内部斗争。在成都，这几个小区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新兴区域，属于成都东二环和东三环之间。10年前，当成都媒体开始为这片土地造势的时候，打的正是“中产城东”的概念。

就历史来看，成都的东部区域，过去老厂集中，是一个工业区，按传统的阶级划分，属于“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老厂搬迁，家属院也陆续拆迁，整个城东，正慢慢升级为住宅区，几乎所有有实力的开发商都在这里布局，房价也一路走高。

这种城市功能的变化，正是塑造中国中产阶级的核心推动力。不管你如何定义中产阶级，在大城市拥有房产，都是一个核心标志。在中国，房产是通过法律确认的财产，这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变化之一。人们拥有房产的路径不同，既有拆迁补偿（传统工农变身中产），也有半福利房（工作单位特权转换），当然，更普遍的是纯商业房产。人们靠自己的辛苦努力，通过房产这一形式，来加固、定型自己的阶层身份。

可能是某种巧合，前几天有网站推出了一个“新锐中产”的概念，把年收入在“10万-50万”的人群称为“新锐中产”。《阶级斗争》一文的作者，自称是年收入在50万的生意人，而他鄙视的锦东庭园和致瑞雅苑，全部年收入可能刚刚达到10万元，“连个像样的国学班都读不起”。如果真有中产阶级存在，它的内部分化也是相当严重的，这个阶层的底部与顶部，生活品质可能相差甚远。

望江小学附近，有十多个楼盘的业主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有资格进入这个小学。全部加起来，这些楼盘的家庭数量可能超过1万户，而这个小学，每年级只招生4个班（200个学位）。激烈的竞争，足以让每个适龄学童的家长都陷入焦虑之中。因此，《阶级斗争》一文，只不过是反映了家长的焦虑而已。就算你真的年入50万又如何，还不是为孩子读书失眠？

《阶级斗争》一文的作者，内心对那些刚毕业不久的高学历者充满了鄙视。“好一点的小学，暑假都有去美国的游学项目，花费至少要4万-6万……我女儿5岁，我每周都请国学老师来给她教礼仪，每个月花费1万2，对于很多致瑞雅苑、锦东庭园以及省机关基层公务员来说，半年工资就没了。”“假如你连买学区房的财力底气都没有，也就不要指望通过划片给娃儿带来良好的教育。”“即便你满腹经纶，如果你的收入还比不上农民工，那你的娃儿很大可能还不如农民工的娃儿有素质”。

一方面鄙视高学历者，另一方面又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学区房，这真是有趣的悖论。这些业主，当然还是有点共识的，“如果你收入连农民工还不如”，这样的话说明尽管他们争得头破血流，但是却都认为自己比农民工强。正是这一点，证明了中国中产阶级确实存在，他们自认为与“农民工-农民”这个阶层是不同的。就这一点来说，那些批评中产阶级没有共同体意识的人可能错了，中产阶级在歧视底层这方面，还是有共识的。

自80年代以来，主流舆论已经把“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小心翼翼地封存了起来，把它和特定时代（50-70年代）联系起来，定性为一个历史词汇。80年代以来，主流媒体很少使用阶级一词来指称当下，更不用说“阶级斗争”了。到2000年后，在主流媒体上，“中产阶级”的使用才多了起来。《阶级斗争》一文，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文本，它比很多学术的研究都更好地呈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特点：这个阶级内部，竞争可能多于合作，而且竞争也到了相当惨烈的程度。

因此，我们就特别能够理解，为何人们要挤着去买学区房。我们也能理解，为何很多刚刚取得上海户籍或者购房落户资格的外地人（可以称为新上海人），往往比老上海人更仇视在沪务工的外地人。这些新上海人，刚刚站稳脚跟，整个身子还不稳，特别害怕在竞争中失去来之不易的那一点“特权”。人们并不去仇视上层，因为那是自己向往的境界，人们警惕的是“下层”，他们反而会来抢自己那点可怜的蛋糕。

在人们讨论“中国阶层是否固化”的时候，有一句俏皮话这样说：“谁说阶层固化了，向下的通道可是永远打开着。”中产阶级的所有焦虑都在这里，他们害怕被队伍抛在后面。“跑不赢房价”“跑不赢通货膨胀”，这种“跑不赢”，很形象地道出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姿势，他们一直在奔跑，一直在被某种洪流挟持着。他们害怕丧失增加财富的机会，在每一次房价调控的时候，他们都会仔细研究调控细则，看自己可以利用哪一条。

一项研究也能证明这一点。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对各阶层进行了一个划分。他不是以单纯的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而是以“社会地位”来区分，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都可以是一个因素。综合评价下来，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文章，反映的就是中产阶级内部为了避免滑落而发生的一次踩踏。这篇文章的作者最后奉劝“敌对小区”的业主们：“不必把宝压在读高中大学上，为国家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就是现实。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听上去很不错，但是哪个中产家庭，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滑落至此？但是，任何“踩踏”可能都会有人受伤，所以，这是一次“斗争”，一次“阶级斗争”。

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你还能指望什么？

（本文原标题：《记发生在中产阶级内部的一次踩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