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职贡图》的白题国；据说白题与滑国入贡梁朝，朝臣“莫知所出”，裴子野引用《汉书》解释了它们的来历。

文︱胡宝国

以往论及南朝历史，研究者最关注的是门阀士族的兴衰。但是除此之外，南朝在学术文化方面贡献也很值得关注。当这个时代结束后，它留下的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可能就在于此。

南朝新学风

与热衷于玄谈的魏晋士人不同，南朝士人最感兴趣的多是知识性的问题。我曾将当时的学术风气概括为“知识至上”。刘宋时，王僧虔在《戒子书》告诫子弟，清谈要以读书为基础，对文献、对前人各种意见必须了然于胸。如果这些都不懂，那是没有资格谈玄的。懂玄学的伏曼容说：“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梁书·伏曼容传》）他看不起玄学开创者何晏，认为何晏在学问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骄傲表现出了一种知识上的优越感。

在文史领域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风气。锺嵘说当时的文学创作“贵于用事”。所谓“事”即是典故。士人往往在诗文中大量堆砌典故来展示自己知识的丰富。《汉书》在南朝特别受重视，但从具体事例上看，当时人最感兴趣的多是有关文字训诂、地名考释一类的知识性问题，而对汉代历史并没有多少深入的思考。《梁书·陆倕传》载：陆倕“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当时人最为推崇的就是这种博闻强记的能力。

“知识至上”的新风气与书籍的聚集有密切关系。东晋初年，朝廷藏书不多，只有三千多卷。当时兵荒马乱，经济困难，国家没有能力顾及学术文化。到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经济有所恢复，政治上也比较稳定。《通鉴》记载此段历史虽然使用的是南方年号，但所记述的主要内容却是北方的历史。我的推测是，《通鉴》多记载政治，南方既然缺乏这方面的大事可记，司马光就不得不以北方为主了。在南方政治稳定的形势下，孝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书籍征集活动。到刘宋元徽元年，国家藏书已达一万五千多卷，梁初则高达两万三千余卷。对比东晋初年，藏书增加很多。另外，宋齐以来私人藏书的风气也日益高涨，梁代达到了高峰，《隋书经籍志》称：“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京城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沈约等人拥有的私人藏书也都在万卷之上。

南朝书籍的大量增多与造纸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造纸术虽然早已出现，但纸张真正普及并代替了竹简是在晋宋之际。这对于书籍的传播、收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书籍的增多又为追求“知识至上”新风气提供了的物质上的保证。

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

书籍增多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编制目录、校书。

除去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整理之外，当时学者还围绕众多旧书开展了如下的工作：第一是集注，如朱异集注《周易》，李颙《集解尚书》等等。第二是钞书，如庾蔚之《礼论钞》、张缅《晋书钞》等等。第三是汇聚众书为一书，如陆澄的《地理书》等等。

集注是以众书注一书，这只有在相关的书籍聚集较多后才有可能进行。同样，书钞类在南朝特别盛行也与当时书籍增多有关。“钞”不是全文照抄，而只是摘抄。《陈书·陆瑜传》：“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钞撰。”书籍“繁多”，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有选择地摘抄。关于汇聚众书，可以《地理书》为例讨论。《隋志》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澄合百六十家之书，而编卷止于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杂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由此可知，这类书虽然数量多，但篇幅都不长，散在各处，所以有必要将其汇聚成一书。陆澄是有名的藏书家，最有条件做这个工作。

金克木先生曾发现，齐梁时期学术文化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出现了大批具有“总结性”的著作。他在讨论《玉台新咏》《文选》时说：“值得注意的是，短促的梁朝及其前后几十年内并不仅出现了这两部由太子发动的总集，而且还有其它总结性的著作。”（《玉台新咏三问》）为什么这一时期会有如此多的总结性著作呢？金克木先生感到很困惑：“单算梁代，只有从公元五〇二年到五五七年共五十几年，为什么集中了这么多人做总结工作？”

在我看来，大批总结性著作的出现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而只是因为当时书籍增多了。此外，总结工作也不局限于梁代。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贾渊祖父贾弼之“广集百氏谱记”。这既是对零散家谱的整理，也可以理解为对众多家谱的一次总结。同样，陆澄的《地理书》也属此类性质。刘宋时，裴松之以众多不同类型的汉晋史著来注解《三国志》，也等于是对此前三国史著的一次总结。就书籍体例而论，当时书多是有序的。在序中，作者往往会对相关的领域进行一番回顾，总结的色彩最为突出。

一位青年学者在一场关于南朝知识史的报告中引用本文作者的研究

除去以上围绕旧书展开的工作之外，南朝也有很多在旧书基础上的新著问世。范晔《后汉书》“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宋书·范晔传》）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史通·六家》）慧皎《高僧传》也是综合了以前众多的各类僧传。他在序录中说：“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批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今人考订，“他所据之书当在八十种以上”（汤一介：《高僧传》绪论）。此外，《世说新语》也非凭空创作。鲁迅说它只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著也可属上文所说“汇聚众书为一书”，只不过它不是简单照抄原文，而是按一定的体例对众多的旧作有所删减、综合、改造。如果没有书籍的大量增加，就不可能有这些集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出现。

南朝学术文化的总结可能存在着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如果说围绕着旧书整理而来的总结还具有不自觉的性质，那么如《文心雕龙》《诗品》一类脱离了旧书的总结则是属于自觉的总结了。《宋书》虽然没有《文苑传》，但是沈约《谢灵运传》末的“史臣曰”却打破常规，纵论古今，写下一最简文学史。他在《志序》中还对史书中“志”的撰写历史进行了一番回顾，这反映沈约有自觉的总结意识。

从历史上看，汉代整理图书就曾经引发过学术总结。梁代阮孝绪《七录》序回顾西汉书籍情形说：“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七略》以及由此而来的《汉书艺文志》是对此前学术的一次全面系统总结。这次总结也是因书籍的征集、整理而来的。南朝与汉代不同的是，汉代是少数人在宫廷里整理书籍，而南朝则因为纸张的普及，不论官私都拥有大量藏书，所以整理书籍并进而从事总结工作的就不再局限于宫廷里的少数人，而是参与者众多，持续时间很长，成为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

总之，不论汉代还是南朝，都不是因为要总结学术而有书籍整理，而是因为有了书籍的整理才带来了学术上的总结。

“今之士人并聚京邑”

南朝另外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是士人大量聚集在京师。梁武帝天监年间，沈约上疏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非直愚贱。且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通典》）沈约注意到了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现象。他一生跨宋齐梁三朝，文中又将“汉代”与“今”对举，可知他所说的“今”并不仅仅是指他上疏的天监年间。从史料上看，从东晋孝武帝时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士人向建康集中的趋势。有所不同的是，晋宋之际的一些大儒是朝廷征召来的，而这以后大量士人涌入建康则是属于他们的主动行为。

天启《金陵古今图考》中的《东晋建康城图》

士人大量聚集在建康，书籍最多的地方也在建康。建康是南朝的文化中心。固然历代王朝的都城都是文化中心，但南朝的建康似乎更特殊一些。不论是同一时期的北朝或者更早的汉代，在都城以外，地方上也有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而南朝地方上的学术活动却相当沉寂。这可能与南朝新学风有关。汉代以及北朝，地方上传播的主要是经学。经学是讲究师承的。某地有著名经学家，他身边就会聚集很多来学习的士人。经学在南方地方社会中也有，但主要局限在三吴地区，其他地区则很少见到记载。南方士人兴趣很广，并不局限在经学。他们追求的是博闻强记，离开了建康的士人群体和大量书籍，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我们看到，虽然也有不少建康的著名士人跟随宗王出镇地方，但这都是暂时的，宗王返回建康，他们也一同返回，南朝新学风在地方上不见踪影。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在南方广占田园。但从史料上看，像谢灵运家族那样在地方上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形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颜之推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颜氏家训·涉务》）颜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对“江南朝士”的描述不会是没有根据的。按他说，这些过江的“朝士”多数并没有土地，而只是靠俸禄为生。《宋书·颜延之传》：“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与颜延之类似，不少士人都有“少孤贫”的经历。这主要是因为渡江南来的高等士人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禄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收入。既然如此，则父辈中年殒没，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贫”的境地。

考古学家在南京地区发现了不少著名侨人家族的墓葬。与此不同，从文献记载上看，南方土著死后大多是葬在家乡。综合这两个方面考虑，或许可以得出一初步结论，即世代居住在建康的北来侨人在地方上并没有根，所以死后只能葬在建康附近。

东晋初的谢鲲墓志提到“假葬建康县石子罡”和“旧墓在荥阳”

侨姓高门多世代居住在建康，因此前文引沈约所说“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应该主要是指南方土著士人。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建康的土著士人多是来自距离建康不远的三吴地区，而远在荆州的所谓“西人”就较少去建康了。这对他们在政治、学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影响。永嘉之乱后，不少南阳人逃到了荆州江陵。陈寅恪说：“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至江左政权之后期，渐次著称。”（《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南阳士在东汉相当显赫，迁至江陵后，丧生了昔日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会在南朝后期“渐次著称”？陈寅恪没有解释。我注意到，齐梁之际，定居江陵的南阳著姓如庾信家族以及宗氏、刘氏都有人去建康发展。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建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激荡着新学风的地方。

汉代以来，各地士风往往有它的特点，如“汝颍巧辩”“青徐儒雅”。州郡长官到任常常要询问本地士风如何，著名士人有谁。但是到南朝，这样的情形就比较少见了。这可能也与士人聚集在建康有关。如沈约虽然籍贯是吴兴，但祖辈以来一直住在建康。他学术的成长以及后来的显赫的地位都与吴兴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南朝出现了新的学术风气，这新的风气是在建康发生并延续着的。建康也是书籍汇聚之地。建康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吸引了大批南方土著士人聚集于此。

从时间过程上看，书籍的聚集和学术的总结都是从东晋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刘宋初年重要的学术人物如裴松之等人也都是在东晋中期以后的学术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从学术史的立场看，南朝始于东晋中期。

东晋青瓷羊形烛台，江苏镇江出土。

学术文化活动的社会环境

南方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得以长期延续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通常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争不断的时代。这个认识对南方并不大适合。实际上南方在很多时候都是和平的。沈约在《宋书》中是这样描述扬州的：“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萧子显《南齐书》称：“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关于梁代，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回忆道：“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树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虽然东晋有门阀士族之间的荆扬之争，宋齐以后宗室诸王之间动辄兵戎相见，但这些局限在特定地区且持续时间较短的军事冲突对整个社会的扰动并不大。特别是建康，在梁末侯景之乱前，很少遭受严重破坏。如前所述，新学风都是在建康发生的。建康稳定，南朝的学术文化就有了基本的保证。

南方社会之所以安定，也与外部环境有关。关于这一时期的北方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胡汉关系。从长过程看，重视胡汉关系完全正确。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发现胡汉关系并没有那么重要。永嘉之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留在北方的汉族政治军事力量主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坞壁主。坞壁主通常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坞壁组织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虽然可以抵御一些零星的滋扰，但没有力量抵御强敌的进攻。他们对胡族政权不仅不构成威胁，反而是可借用的力量。从总体上看，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政治军事冲突主要是发生在胡族与胡族之间，前赵为后赵所灭，前燕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同为慕容氏的后燕灭了西燕，而给后燕以致命打击的则是鲜卑拓跋部。除了东晋刘裕先后灭南燕、后秦外，直到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胡族政权多是为另一胡族政权所消灭。胡族与胡族的冲突是这一时期北方历史的主线。对此形势当时人是很清楚的。王猛临终前对苻坚说：“晋虽僻陃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晋书·苻坚载记》）王猛忧虑的是前秦内部的其它胡族，这才是隐患，必须小心对待。就一次战役而论，淝水之战前秦的失败具有偶然性，但战后北方再度分裂，胡族政权纷纷重建则是必然的。王猛确有远见卓识。由此可见，在各胡族政权彼此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北方对南方并不构成重大威胁。这是南方和平环境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和平环境不仅为南方的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了保障，也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宋书·宗悫传》：“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宗悫的例子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得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南朝一直存在，最终酿成侯景之乱。徐陵说：“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文苑英华》徐陵《武帝作相时与北齐广陵城主书》）李延寿《南史》称：“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当时南方朝野对战争的发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加上脆弱的军事力量，使得本不强大的侯景终于得逞。侯景之乱给建康以毁灭性破坏。亲历侯景之乱的颜之推在《观我生赋》自注中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北齐书·颜之推传》）北方的魏收描述道：“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魏书·萧衍传》）书籍的损失更是严重。王僧辨平定侯景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隋书·经籍志》）承圣三年（554）梁为西魏所灭，梁元帝在最后时刻下令焚烧了全部书籍。颜之推《观我生赋》称：“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颜氏自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

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齐梁时期在此凿了石窟。

总之，长期的和平环境既造就了东晋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促成了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影响所致，南方政权在军事上不堪一击，而军事上的失败又使得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不得不中断。

学术文化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当梁、陈相继亡国之后，从北朝到唐初，来自南方文化系统的庾信、颜之推、萧该、许善心、许敬宗、虞绰、虞世南、欧阳询等众多学者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朝的学术文化并没有因为南朝政权的结束而结束。

胡宝国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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