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母亲高芝兰(节选) ——写在纪念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高芝兰教授音乐会之前
马小兰(密歇根) 2013年4月12日凌晨,母亲与世长辞。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逝世对我的影响。我的悲痛使我认识到我尊敬热爱她,不仅由于她是母亲、一位歌唱家,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把艺术看作自己的唯一,并毕生为之全力以赴的人。
母亲最推崇的是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她经常赞叹说,在卡拉斯的表演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完全自然朴实,使观众得到心灵的满足。卡拉斯一生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经历,使她在舞台上塑造出文艺复兴初期的那种豪迈的坦朗,以及古希腊时代高贵的谦虚和单纯、静穆的美。从她身上体现出那些有特色的精神品质——今天很难找到的庄严的品格:又热烈又怡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尽管卡拉斯嗓音的音质不属于极漂亮的,但母亲却说,嗓音不等于一切,除了嗓音之外,一个歌唱家还得具有天生的热情和崇高的心灵,这些条件只能来自天赋。
母亲经常提起在纽约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曾有幸去林肯中心聆听小提琴家海菲茨(Jascha Heifetz)的音乐会。她回忆说,当她听到海菲茨拉出的第一个音时,浑身顿时像触电一样,心立即被深深的感动。那是一种纯洁的心灵之间的交流,不需要任何语言。母亲说,听海菲茨的音乐会就像在听一次娓娓动听的布道。那时,年轻的她就深深体会到,学音乐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和世界上最美好的心灵相通。 母亲说,无论你是演奏小提琴、或是钢琴,包括声乐,最高的境界意理都相通。我们平时往往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纯生理的努力上,而忘记了演唱和演奏主要是心理上和想象力上的。所以,一个歌唱家的演唱,一定是他本人所受的熏陶、教育和脾气、性格的反映,也就是构成他人格的才能和品性的反映。
我家有五口人,父亲、母亲、我和一对双胞胎弟弟。母亲很爱我们,但我看得出,母亲对自己的学生,更在乎、更关心。因为学生是她所热爱的事业的继续,是她精神上的寄托。我们家在肇嘉滨路有一座带花园的房子。每年外地来进修的学生很多,在上海没有地方住的一律住在我家,母亲管吃管住,不收学费。由于把自己一生的理想、期望都放在学生身上,母亲对学生的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甚至在上公开课时批评也毫不留情面,许多学生经常被“骂”得回宿舍大哭。有一天,母亲在客厅里上课,我正巧要去拿东西,轻轻推开门,只听到一句呵斥:“你根本不是学艺术的料!”我马上惊恐地退了出来。学生离开后,我对母亲说:“这个学生以后不要说唱歌,恐怕连在你面前讲话也不敢了。”事后那位学生告诉我,母亲亲自向她道了歉。母亲曾告诉我,她四十年代在纽约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声乐时,老师告诉她,要培养一个好的学生,首先教的不是技术,而是磨练意志、耐力,老师会故意让学生受委屈,看你精神上顶不顶得住,只有当你在内心里具备了永远不变的、不可动摇的、在困难和失败之中仍然滋长的、始终如一的对艺术的爱,只有到那时候,你才有资格成为专业人士。 还有几次学校声乐系举行考试,母亲有事外出,她的学生没有得到应有的高分,母亲对前来抱怨的学生说:“别人之所以能把你的分数压下来,证明你还不够好。如果哪一天,你唱得比其他人都高过一大截,到那时,就是他权力再大,也不能把你压下来。记住,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有自知之明,要多用脑子思考”。事后,母亲对我说:“其实我并不太在乎学生考分的高低,更希望他们学会在失意中坚持,成为更聪明、更敏锐、更忠实、更公正的人。”
母亲退休后移居加州,弟弟绍宏在那儿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母亲也很喜欢那里安静的生活。我和先生工作都在密歇根州,每星期三下午两点,是我和母亲通电话的时间,我们聊各自读过的书,谈话中经常提到的还是她最在乎的学生们,她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欣喜,同时也会为他们在生活中,事业上遇到的困难而担忧。 九十年代初,母亲应香港文艺界的邀请前去教学。香港上流社会的许多音乐爱好者都慕名来上课,收入丰盈,而且经常有人请母亲去香港最豪华的会所俱乐部游览。母亲年轻时的一个好朋友许阿姨在香港半山上有一栋房子,她想请母亲长期在香港居留:“芝兰,你留下来吧,住在我家,你将成为香港最有声望的音乐教授。”可是母亲还是婉言谢绝了,她宁可回到加州她的小公寓,教几个认认真真、想把歌唱好的学生。 母亲的学生有从日本、韩国、台湾、大陆来的。其中有一位台湾来的高山族学生,在加州一所大学的音乐系学习声乐,因为定错了声部,唱坏了嗓子。遇到母亲后,一点一点帮她纠正过来,最后使这个学生重新走上专业舞台,成为高山族第一位女歌唱家。 母亲说,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中国也有各类奖学金和基金会,专门去帮助那些有志献身于艺术的年轻人。 直到今天,我依然羡慕母亲对优越物质条件的那份庄严的冷淡,对成功那份难得的安闲。母亲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她的本色——更净化、更崇高。一首小诗镌刻在母亲的墓碑上:
你,用一生实现对美的追逐
我,用一生追逐你的脚步
等你归来 —―
你在我心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