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医院生小孩

dangdang

美国的医院很多。除各种大型私立、公立医院外，还有不少医生诊所。一般情况下，人们通常去医生诊所看小病。由于语言、经济，以及一种莫名的怕与老美打交道的心理，在美国的中国人更是多去这里中国医生开的小诊所。可以说，除了中医外，这种中国人开的小诊所算是最便宜的。
    有一回，我需要打一针，问美国医院的医生，说要两百多元；再问一位中国诊所的医生，只收费五十元。然而，若是生了大病而又有医疗保险的话，当然要上大医院并且是私立医院。美国的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服务质量低下。因为公立医院为政府所有，那些没有钱、没有保险的穷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以及深夜被抢劫、杀伤的急救患者都是来这里。
    同时，由于属于政府，医生倘若出医疗事故被病人告上法庭，最后赔巨款给人的也是政府，故而医生不像私立医院那样谨慎小心，对病人百般尽心。有名的私立医院也聚集着最有名的医生，这些医生边研究，边看病，既是医生，又是学者，因此在一些尖端疑难手术或医治方面，总是遥遥领先。
    自从怀孕后，我恃着有保险，且自知高龄产妇的危险，便选了鼎鼎有名的私立医院——纽约大学医学院就诊。值得一提的是，与在中国看病不同，这些美国私立医院没有什么挂号手续，也绝不可以随时走进去要求见医生。所有看病必须事先打电话预约，有时甚至得提前两星期预约。
    纽约大学医学院位于曼哈顿东河边上，是座巨大的高楼。走进一大厅，只觉得一切光洁宽敞明亮，人来人往却十分安静。大厅里一圈高大的落地窗，下排着一对对舒适的沙发。透过落地窗，能望见窗外阳光下碧绿的草地、鲜花、喷泉。大厅墙上醒目地贴着各种指示，病人很容易找到看病的地方。我的产科医生在七楼。这里一切更加安静。灰绿色的地毯衬着淡灰色的墙壁使人心情宁静，洁白的百叶窗帘柔和地遮着临河的大窗户。候诊室摆着暗红色沙发椅和电视，还有各种新杂志和冷热饮用水。
    这个产科由四位医生组成，一星期里日夜轮流当班。在美国，家庭、孩子被认为头等重要，产科医生责任极重，每年产科医生的保险额是他们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因此产科收费很高。第一次咨询就三百五十元。我因有保险，便只需付手续费五元，其余皆由保险公司支付。有无保险区别若此。美国人惧怕失业，其中怕失掉医疗保险是重要原因。
    在美国医院看病，医生会与你建立起一种很个人化的关系。从第一次看病起就变成朋友，以后你信任他，他也为你负责。不过，这里丝毫不牵扯到金钱。
    不久前一位国内朋友听说我在怀孕看医生，打电话说给我带些东西可以送医生，我听了不禁笑起来。美国的医生是绝对不用送礼的。他们像所有其他美国服务机构一样，有一种令人非常轻松的公事公办、是非分明的操作方式，只是他们把这种操作弄得很柔和。收钱开帐单是另一个部门，当护士轻声将你引进医生办公室，医生已经知道你被接纳，剩下的是他的工作了。
    众所周知，医生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身份的职业，大医院工作的医生更是有一种骄傲敬业的成就感。医生的办公室一般都高挂他的各种文凭证书、奖状，他们通常都是名牌大学的医学博士。医生待病人极其亲切负责，病人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认真倾听并得到细致回答。同样的，这里的护士也都热情亲切，一次见面后便能如老朋友般对你直呼其名，问寒问暖。
    整个怀孕期间，我的全身都经过最详细的检查，光是抽血化验报告单就一大沓。每一次觉得不舒服或心中有疑问，便可打电话给医院，一个负责的护士会尽量回答你的问题，如果问题严重，她立刻会请医生直接与你谈。
    生产那天我被送进八层楼上一间非常安静明亮的房间，医生告诉我将在这里生产。这屋中摆着一张产床，床旁边置着电话，床正前上方吊着彩色电视，床右手边就是遥控开关和呼叫护士的按钮。床头并排摆着一架小型超音波机器，不断地印出每次阵痛的频率和相间时间；同时，还放着子宫里胎儿的心跳声。临窗的墙角，摆着一个沙发椅，晚上可以拉开当床，供丈夫睡觉用。躺在这间屋里，四周寂静温暖，人感到很放松。
    各种护士不时来量体温、血压等。我的医生也不时来看一下，对护士作些指示。护士是一个中年印度女子，永远笑语盈盈，令人非常舒服。
    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阵痛疼得我拉着床扶手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先生在一旁手足无措，那些守候一旁的年轻护士便紧握着我的手，不断轻声抚慰。
    熬到第二天清晨，医生带着一身清新满面含笑来到我身边，我便紧紧拉着她的手说疼，她一再说我知道，我知道，并决定给我打麻药。在美国，打麻药需要专门的麻药师，他们都有特殊的执照。制止阵痛的麻药得打在脊椎里，危险性很高。
    我躺在那里等了一小会儿，两个操着东欧口音的女子全身裹着手术室人穿的浅灰蓝色衣帽进来，扶我坐起身，为我打了针。一针下去，我忽然感到轻松了，渐渐地睡了过去。
    中午十二点时，我醒了过来，看到几个护士和助理医生在望着床头的超音波机议论什么，忙问怎么了，他们告诉我刚才胎儿心跳超出正常。我立刻警觉起来，说要见医生。他们说医生正在为另一个人接生，要我稍候。
    我躺着，拿过那些打印出的阵痛表，发现自己的阵痛次数间隔依然不够短，阵痛频率却越加显弱，而耳边胎儿的心跳声却一声紧似一声，觉得事不宜迟。
    于是，我叫来护士，告诉她我不想再等，请医生必须在一小时内为我作出决定，否则我将离开医院。护士惊讶地看看我，答应着去了。不一会儿，我的医生便一脸微笑走进来，我怒容满面地向她重复了自己的意思，她仍然笑着抚着我的手要我别生气，“我可不愿你不高兴，”她说。她说要跟别的医生商量一下。
    片刻之后，医生回来说给我作剖腹产。她这一宣布，周围气氛便显紧张，护士和一些别的医生均忙了起来。我也被又打麻药并推进了另一间大房。美国医院认为妻子生产时丈夫在场亲眼观看有助理解妻子处境，增加夫妻感情。因此我被抬上手术台时，先生也被允许穿上医院衣服静立一旁。
    朦朦胧胧中，只见连医生带护士九个人在我身边忙碌，其中专有一个护士负责握着我的手让我心安。不知过多长时间，听见先生一声惊喜地轻叫“出来了!”接着，便听到女儿婉转的哭声。这哭声虽不似我想象中的嘹亮，却让我感到一阵激动。接着先生抱女儿送到我眼前看，望着这个依然浑身湿漉漉的小人儿，我竟一时泪如雨下。
    事后先生总兴奋地向人讲到那场经历，“我眼睁睁看着医生把孩子的头从肚子里拔出来!”他对人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