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沉痛宣告：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自昨天中午微博上最早传出乔石逝世的消息后，网络上充满了对这位卓越领导人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人们怀念乔石同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民主法治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乔石曾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中国民主法治进步中承担了关键角色，尤其在他任职人大委员长期间，正值国家决定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之际。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所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加强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据统计，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个;通过法律85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个，共计118个;还批准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公约和重要协定60个。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和支架性的法律，比如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价格法以及预算法、人民银行法等重要法律，均在这一期间出台。

乔石对民主法治建设有许多重要论述，他曾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他在很早时候就提出“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对于人大制度，他认为，“人大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越搞越民主，越搞越生动活泼、生机勃勃，千万不要把人大搞成‘长者的机关’”。对于如何保障司法公正，他曾说，法院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严格依法办事，“该顶住的还是要顶住。如果不顶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委要帮助检察机关解决困难，排除办案中遇到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干扰和阻力。希望各级党委给予支持。”他重视保障律师权利，提出“要坚决制止和处理阻挠、干扰律师依法执业甚至打击迫害律师的违法行为”。

乔石对民主法治有始终不渝的情怀，他始终都强调法治，崇尚法治。他离开领导岗位后，对民主法治建设依然特别关注。2012年出版的《乔石谈民主与法制》，该书内容对于当下如何促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仍有重要意义。而且，该书的稿酬全部捐出，用于促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事业。乔石的女儿乔凌曾说：“父亲曾长期负责政法工作，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是他的梦想。”

人们纷纷怀念乔石，追忆着他对民主、法治所做的贡献，这背后是人心的力量。历经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民主、法治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命题，继续坚定推动民主、法治的进步，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人们对乔石的怀念，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对民主与法治的现实诉求，以及对未来的期许。

1993年3月27日至1998年3月16日，乔石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期间，田纪云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2011年撰文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同志共事的五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与乔石也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文中，田纪云列举了乔石主持人大常委会工作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主持修宪;初步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框架，八届全国人大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个，通过118个，“其立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立法质量也有了提高”。

主持修宪时弥补程序漏洞

田纪云在文中评价说，乔石主持的八届人大修宪，“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固定下来，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在此次修宪中，有一个跟审议程序有关的“插曲”。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2012年发表的回忆文章，记录了这段“插曲”。

刘政回忆称：1993年3月14日，中央同意宪法修改小组的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向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来不及再开会讨论了，无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补充建议，而大会主席团又无权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补充建议。怎么办?只能由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提议了。开始时曾以为多数代表在讨论时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补充建议，就等于是五分之一以上代表的提议了，没有仔细考虑法律手续是否完备”。

“乔石同志对此很重视”，刘政写道，他立即主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党的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审议程序问题，“王汉斌说：‘我找了一些法律专家研究，大家认为修改宪法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如果来不及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议案，还是要由五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合签名的方式提出’。乔石说：‘就按这个办吧。原来没提五分之一以上代表签名，考虑得不周，应由我来承担责任’”。

紧接着乔石就召开了大会常务主席会议，“都同意采取签名的方式。之后由北京市等32个代表团的2383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联合提出对宪法修正案的补充草案，弥补了修宪中可能出现的一个漏洞”。

阐述人大定位：不是退居“二线”

田纪云和刘政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了1993年7月的一次座谈会，会上，乔石面对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阐述了自己对人大定位的观点和态度。

刘政回忆称，当时人大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绩，但是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座谈会上，一些人提出了人大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乔石即席讲话，“关于人大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的问题，在宪法和法律上已经解决。但人们的思想认识未必都解决了，在实际工作中总是碰到人大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尊重的现象，党内、党外还有一些同志对人大有各种议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我只想强调两条：一是要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人大地位、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二是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

刘政在文中写道，“乔石指出，如果我们自己就认为到人大工作没有什么事啦，是退居‘二线’啦，或者是什么‘一线’工作‘二线’干部啦，抱着这样的认识就不容易把人大工作搞好。”

田纪云回忆称，乔石1994年6月在贵州省考察时说：“大家都得依法办事。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在进一步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人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曾专门召开座谈会谈“法制”和“法治”

开了“依法治国第一腔”的“法治三老”之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对新京报记者说，当年在“法制”、“法治”激烈争论中，乔石曾经专门召开过小型座谈会。

李步云回忆说，1978年起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没有结束：“法治论”，反对人治，提倡法治;“取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是资产阶级观点;“结合论”认为，“法治”和“人治”都有必要，应该结合起来。

1996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乔石委员长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讨论究竟用‘法制’还是‘法治’，因为意见不一，在一系列文件中，仍未能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

李步云表示，八届全国人大正值依法治国方略从初步形成到正式提出阶段，虽然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还没能将“法制”改为“法治”，但在闭幕会上，乔石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指导今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

这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次年召开的十五大，“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十五大报告。乔石卸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修宪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入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