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是以鲁迅的名义在几个刊物同时公开发表的。在信的末尾，说明是鲁迅“口授”而“O. V.笔写”。在1949年后，这封行文颇有几分恶劣的公开信收入《鲁迅全集》时，对“O. V.”做了注释，让读者知道这“笔写”者即冯雪峰。虽然是他人“笔写”，但毕竟是鲁迅“口授”，因此人们都自然地把这封公开信视作鲁迅文章之一，与其他出自鲁迅之手的文章无异。由于这封公开信曾长期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因而也成为鲁迅的名文。

这封公开信的恶劣，在下面这番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这番话，先暗示托派拿日本人的钱办报攻击中国的抗日运动，意在让大众怀疑中国的托派是被日本人收买、受日本人驱使的汉奸。接着又连说“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先以虚拟的口气把谣言放出来，紧接着再来辟谣。我们知道，世间只有三样东西可以抵御和消解谣言，这就是：无情的时间、铁一般的事实和明智的头脑。而以话语的方式辟谣，往往是无用的，有时反而会越抹越黑。由造谣者自己来辟谣，就更是难以让人信服了。实际上，这里的“我不相信”、“你们决不会”云云，也并不是要辟谣，而只是要推卸造谣的责任。鲁迅毕生痛恶构谣词污人名节的行径，自己也几番被谣言重创。至于既要造谣又不敢负责，因而阴阳怪气、闪烁其词，就更为鲁迅所不齿了。陈源当年就是以这种方式造出鲁迅剽窃之谣而让鲁迅深受伤害。既然如此，鲁迅自己怎么也会以这种卑劣的方式对付他人呢？

中国的托派，对鲁迅本来是普遍具有崇敬之心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的名义公开发表，对托派自然是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托派中许多人对鲁迅由崇敬变为失望和鄙视。曾任托派中央委员的郑超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读到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五十七年后的1993年，郑超麟仍有如此回忆：“我……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什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什么证据呢？信中惟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郑超麟当年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的感受，在托派中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

由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1949年后长期收入高中语文课本，几代人都是从这封公开信中接触到“托派”这个词，并且在接触“托派”这个词的同时，就知道“托派”即“汉奸”，甚至“托派汉奸”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用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对这封信的讲解、注释，给几代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当年的托派，从事的是破坏抗日运动的勾当；他们之所以写信给鲁迅，无非就是要拉鲁迅下水，与他们一起卖国。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中学的。我也是从高中教材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首次接触“托派”一词的，我也接受了托派即汉奸并且要拉鲁迅下水的信息。在对托派和托派的理论稍稍有所了解后，我对托派仍无多少好感。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理论。我认为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教条主义者”，而且比一般的教条主义者要更顽固。然而，说他们当年是汉奸，则无疑是天大的冤枉。当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时，应该不会想到会引出这样一封公开作答的信，更不会想到这封答信后来竟成为中学生的教材。

那么，托派陈其昌怎么会想到给鲁迅写这样一封意在拉拢的信呢？

二

在列宁生前，苏共党内就有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两大阵营出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上俩人也相差极大。除了这种理论性的对立外，更现实的矛盾则在于列宁逝世后最高权力由谁掌控。1924年1月列宁逝世，斯大林掌握了最高权力，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打压、清算和灭绝。托洛茨基虽然在政治上失势，但仍在理论上与斯大林进行顽强的对抗，托洛斯茨派成为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托派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对其时在苏联留学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苏联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成为追随托洛茨基的托派。所以，中国的托派，产生于莫斯科。

中共党内一部分人成为托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27年4月国民党的清党导致中共的惨受损失。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要求下，19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开始“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则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中共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1927年4月，蒋介石以严厉手段突然清除和捕杀共产党，给中共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为推卸责任，也为挽回脸面，斯大林必须在中共党内寻找替罪羊，而扮演这替罪角色者，当然非其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莫属。但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肯替斯大林背这口黑锅。无论瞿秋白等人如何劝说，陈独秀就是不肯“配合”，只能与中共分道扬镳。斯大林的此种行径，也招致陈独秀以外的一些中共人士的反感。国共合作的破裂和中共的惨境，无疑也给了托洛茨基派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理由。托洛茨基派不失时机地撰文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苏联托派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以强烈的冲击，并使他们坚定地站在了托洛茨基一边。被夏衍称为“中国托派的‘老头子’”的王凡西(王文元)，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了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接触托派文章后的感受：“我最早读到的一个文件是齐诺维也夫的《不得已的答复》，然后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纲》，以及反对派的《政纲》。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量，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之——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齐诺维也夫的文章虽然没有托洛茨基的一贯而有力，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原来并非没有人见到，因而并非不可能预防的。联共中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自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同王凡西一样，其他许多人，也是读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而如梦初醒、而醍醐灌顶、而义无反顾地走到斯大林的对立面，成为坚定的托派。

在苏联成为托派的中国学生，陆续被驱逐回国。他们回国后成立了好几个托派组织。他们当然还带回了托洛茨基主义。中共党内原来同情、支持陈独秀的那些人，接触到托洛茨基的理论后，几乎都迅速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奉者，陈独秀派便整体性地成为中国托派。但陈独秀本人在成为中国托派领袖前则有过慎重的考虑。郑超麟晚年回忆说：“我们都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楷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刘仁静回国以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他是经过如此认真的探究后才决定介入托派活动的。但他始终没有完全认同托洛茨基主义，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最终也与托派挥手告别，以无党无派之身独立地发表政见。

当陈独秀决定介入托派活动时，中国国内有四个托派组织。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托派的“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四个托派组织统一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王文元、郑超麟等为中央委员。

这些成了托派并另立中央的人，自然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

三

本来，托派与无党无派的鲁迅，不会有什么瓜葛。他们之所以给鲁迅写去拉拢的信，源于对鲁迅的一定程度的误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和解，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建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八一宣言》。这份宣言呼吁“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并向国内各界表示：愿意与国民党“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对于中共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这种政策，中国托派是坚决反对的。托派认为，这是为了民族斗争而放弃阶级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右倾投降主义”。1936年春，托派刊物《斗争》创刊，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由王凡西起草的《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对中共的新路线进行尖锐的批评。对此，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回忆道：“《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明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

共产国际之所以强令中共放低姿态与国民党和解，之所以要让中国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停止相互斗争、厮杀从而结成反抗日本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为中国考虑，而是从苏联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当时，疯狂了的日本，并不以侵占中国为满足。那些年间，斯大林非常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日本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以东北为跳板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了避免苏联遭受日本的攻击，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谋求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是措施之一种。苏方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941年4月与日本订立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而让中国长久地牵制日本、使日本无力抽身侵苏，也是斯大林的谋略之一。如果国共之间的内战不停，对日本侵占中国当然是极有利的。要使中日之间的战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国共之间的内战就必须停止。正是基于这种算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要求中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低首下心地向国民党求和。中国的托派认为这是牺牲了政治信念。是在拿原则做交易。

中国托派对中共新路线的反对，自然对斯大林的谋略是一种干扰和破坏。为了化解这种干扰和破坏，共产国际决定给中国托派的脑袋上扣上“汉奸”的帽子，并且捏造出托派接受日圆津贴的罪名。所以，“托派汉奸”之说以及接受日元谣言，也是起源于莫斯科。

四

当托派积极反对中共的新路线时，鲁迅的思想动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930年3月，当“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是参加了的。但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瞿秋白、冯雪峰等几个较谈得来的友人的关系。几年后，瞿、冯离开上海到瑞金，“左联”由周扬等人领导，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其实名存实亡了。1935年年底，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传到上海，“左联”决定解散。不管王明等人是否明确地下达过解散“左联”的指示，解散“左联”的决定，都是符合斯大林为中共设定的新路线的。既然在政治上要与国民党合作，要与各种力量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文艺上又岂能不服从这一总路线。对于解散“左联”，鲁迅一开始是不能接受的。他不能明白“民族统一战线”为何不能与“左联”并存。继而要求，在解散时发布一个宣言。在鲁迅看来，无声无息地散伙，那不是“解散”而是“溃散”。但“左联”忙于“救国会运动”，终于连这点意见也未能接受，“左联”还是作鸟兽散了。“左联”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如何成立如何解散，都只能听命于党的指示和服从于党在当下的方针政策；而鲁迅反对解散“左联”，鲁迅要求发布解散“宣言”，近似无理取闹。当年与周扬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王翰，在1979年回忆往事时，还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工作的转变，也存在一些分歧。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

“左联”“解散”后，又有“两个口号之争”。周扬等人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胡风等认为“国防文学”过于模糊，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对于周扬等人来说，“口号”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让步。一时间争论十分激烈。一些拥护“国防文学”口号者，甚至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左联”“解散”后，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不计其数，周扬等人也在文艺界策划了新的组织，但鲁迅拒绝加入其中的任何一种。周扬等人张罗新的组织，当然非常需要鲁迅的捧场。但鲁迅却一律拒绝。据胡风回忆，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书记的邓洁，还亲自约见鲁迅，试图说服鲁迅出马，但也未能成功。不愿意介入新的组织，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对“统一战线”的抗拒，因而也就罪大恶极了。

凡此种种，其时也在上海滩上活动的托派，当然看在眼里，热在心里。鲁迅与文艺上的新路线的不合作，鲁迅与“统一战线”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让托派觉得鲁迅是自己的“同路人”。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的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直就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入‘人民阵线’时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学说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

五

王凡西指出是对国家主义的厌恶，使得鲁迅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对新路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相当准确的。不过，这是王凡西的看法，而且是王凡西二十年之后的看法。而陈其昌“拉拢”鲁迅，并非托派中央的决定，只是陈其昌个人的心血来潮。何况即使是王凡西，也没有看到鲁迅与托派根本的不同。托派反对中共新路线，是因为民族斗争压倒了阶级斗争，而鲁迅所担忧的，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托派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反对中共新路线的，而鲁迅是从“立人”的立场拒绝周扬等人的方针政策的。这期间，鲁迅发表过这样一段文字：“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这番话，也会令托派兴奋。但托派对此番话的理解，也与鲁迅本意相差甚远。在托派看来，“沦为异族的奴隶”是指民族矛盾，而“做自己人的奴隶”是指阶级矛盾，因而鲁迅是在强调阶级矛盾的不可忽视、阶级斗争的不可取消。但在鲁迅那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是救亡；将“做自己人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是启蒙。鲁迅所忧虑的，是救亡彻底压倒了启蒙。因为在鲁迅看来，救亡与启蒙是并不矛盾的，非但不矛盾，甚至启蒙即救亡，而且只有启蒙才是最彻底、最有效、最可靠的救亡。因为只有完成了“立人”的大业，只有中国这“沙聚之邦”终于“转成人国”，中国才能真正得救，否则，广大的民众只有两种境遇：要么沦为异族的奴隶，要么做自己人的奴隶。

正是对鲁迅的这种误解，使得托派陈其昌执笔给鲁迅写信。

陈其昌，河南洛阳人，本名陈清晨。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共，是王实味加入中共的介绍人。在北大期间，就对鲁迅十分崇拜。1928年加入托派组织并成为活跃分子。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杀害。1936年6月3日，陈其昌化名陈仲山致信鲁迅，在攻击了斯大林和中共之后，说：“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以为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陈其昌写此信，当然有“拉拢”之意，但此意并不明显。坦率地说，陈之所为，并非匪夷所思之事，实乃极其寻常之举。给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写信、寄书刊，表明自家的立场、宣传自家的观点，以求得理解、同情和支持，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是很常见的。换句话说，鲁迅收到的是一封很普通的信，陈仲山不过是无数慕名而来者之一。对这封信，鲁迅最可能也最应该采取的方式，是置之不理。陈氏并没有将托派观点强加于鲁迅之意，鲁迅自身也并非政治人物，以公开信的方式义愤填膺地驳斥陈氏私人来信中的观点并义正词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与鲁迅的身份和一贯的性格殊不相合。退一步说，实在要以公开信的方式作答，也只须一是一、二是二，表明自己与托派道不同不相与谋即可，吞吞吐吐、阴阳怪气地说出“日本人出钱”一类的话，亦殊非鲁迅作风。

对这封公开信的问世，冯雪峰在写于1951年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有这样的叙说：“鲁迅先生爱我们的党，是由于对于我党的认识，所以，他虽不是一个党员，他的党性却实在非常的强……而他就最厌恶那种听见别人造谣诬蔑自己的同志而也坦然处之，或甚至也跟着传播谣言的人。他的这种表示，我是亲眼见过多次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最无耻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写一封信给他，在信中对斯大林同志和我党中央大施攻击的时候，他对托派的愤怒和憎恶真可谓到了极点了。他那时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我也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他就忙着伸手向枕头下面摸出那封信来，沉着脸递给我，愤恨地说：‘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看了后说：‘他们自己碰上来，你迎头给他们一棍罢！’他说：‘等我病好一点的时候，我来写一点。’可是，虽然决定要给以打击了，而愤怒仍不稍减，又沉着脸说了一句：‘可恶不可恶！’两天之后他仍旧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议一个办法，请他说个大意由我笔录，写几句作公开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张早日答复，是认为打击托派固然很重要，而同时也实在为了他可以早日减轻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⑩这番对事情经过的回忆，其实颇有令人生疑之处。这姑且不论。冯雪峰在回忆此事前，先强调鲁迅厌恶“造谣”和“传播谣言”，这是确实的。然而，那封公开信中关于托派收受日本人金钱的话，却分明是在“造谣”和“传播谣言”。1951年的冯雪峰，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大概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

六

陈其昌的信来到时，鲁迅正病倒在床，以至于连日记亦废止。查鲁迅1936年6月日记，只记到6月5日，从5日至30日均空缺。6月30日这天，鲁迅大概勉强可以起坐了，遂在6月5日的日记后面，写了这番话：“从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这期间，鲁迅固然都在重病中，但也有较好一点和更差一些的时候。“颇虞奄忽”的那几日，是哪几日呢？《鲁迅全集》中收录的一封信，作了回答。1936年6月19日，鲁迅亲笔给邵文熔回了一封信，其中说：“弟从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奄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11)鲁迅6月6日开始中断日记，6月19日这天说“约十日前始脱险境”，那么，6月6日至6月9日这几天，正是“颇虞奄忽”的几日。陈其昌来信写于6月3日，应该在后一两日到达鲁迅手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写于6月9日。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收到陈氏来信和写公开信作答的这几日，正是鲁迅病得最重、病得要死之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难以相信冯雪峰关于此事的说法了。冯雪峰说公开信是鲁迅“说个大意”，由其“笔录”。“大意”和“笔录”是相矛盾的。“笔录”者，将他人口头表述转化为文字，是完全忠实于口头表述的。如果他人只是说个“大意”，执笔者根据这“大意”写成文章，就不能称为“笔录”。

幸亏胡风没有瘐死狱中，幸亏胡风在出狱后还能有几年写作的时间。胡风出狱后关于鲁迅的一些文字，对澄清一些历史问题起了宝贵的作用。作为见证人，胡风写于1984年、发表于1993年的长文《鲁迅先生》，就对《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及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的由来，有这样的回忆：

重要的是发表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 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峰拟稿的。O. 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党的领导人，我觉得掩护他是我应尽的责任。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谣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消解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简单地点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并不是苏联这种做法使我意外，而是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而且是用着那样的腔调。鲁迅病得这样沉重，应该尽一切可能抢救他，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扰他。至于口号的理论问题……不应该用鲁迅的名义匆忙做出断语。……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对病情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他对鲁迅的不耐烦的神色，反而用了那样冷淡的口气表示了他自己对鲁迅的不满，不能不使我感到了意外。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胡风写于1984年的回忆，都远比冯雪峰写于1951年的回忆更可信。当时的鲁迅，处于生与死的分界线上，不可能进行严肃认真的理论思考，不可能进行“口授”，也不可能说什么“大意”。《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有那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完全出自冯雪峰之手，只是在写成后，在病危的鲁迅耳边念了一遍而已。可以想见，鲁迅不可能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楚明白，充其量听个“大意”而已。

胡风不能理解冯雪峰为何一再以此类实属不急之务的理论问题来严重打扰病危的鲁迅，还是因为他对政治的不敏感。冯雪峰是政治人物，他接近鲁迅，与胡风的走近鲁迅，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原因。胡风是被鲁迅的思想精神吸引过去的，而冯雪峰则是因为鲁迅的巨大影响而被党派遣过去的。接近鲁迅，让鲁迅为党的政治服务，是党交给冯雪峰的任务。当收到陈其昌的信时，鲁迅也许真的很生气，但冯雪峰肯定很高兴。因为这等于给了冯雪峰一个公开表明自己并非托派的机会。以鲁迅的名义痛斥托派，并散布托派乃汉奸的谣言，这作用是党内人士无法取代的。可以说，这封以鲁迅名义发表的公开信对托派的打击，胜过以中共名义发表的无数篇文章。这胡风认为冯雪峰应该顾虑鲁迅的身体，应把鲁迅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这也不过是书生之见。

七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名义公开发表后，陈其昌悲愤不已，于是又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二封信。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所编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全文收有这封信。后来，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也将此信全文收录。陈其昌第一封信态度是极为友善谦卑的，第二封信则言辞十分激烈，可以想见写信时的怒火中烧。除了慷慨激昂地申述托派的政治观点，还对鲁迅的个人品德严辞谴责：“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周到！”“你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你的答覆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而你那公开回信的内容，又不谈我向你诚恳提出的政治问题，而只是由我而侮辱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诬蔑到托洛斯基，你是讲‘道德’的人，你既然这样作了，我就不得不再诚恳的请求你把这封信公布在曾登过你的回信的杂志上。标题用《托洛斯基一分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着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不回避堂堂正正的论战，你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你的话在中国人中是有吸引力的，如出言不慎，那必将遗害青年，必损伤你的盛名，并有害革命。”以鲁迅的性格，这样的言辞，是足以令他愤怒的。但鲁迅只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此外，便未对这第二封信有任何反应。我想，陈氏第二封虽然对鲁迅戟指怒斥，而鲁迅却默然无语，应该是鲁迅自己本就对那公开信怀有歉意。换句话说，陈氏的严厉斥责，鲁迅也许认为是自己应得的“报应”。

1993年胡风的长文《鲁迅先生》发表，垂暮之年的郑超麟读后兴奋异常，写了《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最后说：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以为自豪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的几个以骂鲁迅为业的人，拿着放大镜寻找着鲁迅的毛病。他们往往把鲁迅的某几句话，从具体的语境和时代背景中抽取出来，然后或声色俱厉、或痛心疾首地分析和谴责。《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早成为他们攻击鲁迅的口实。前些年，有人提出把《答托洛斯基的信》(还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从《鲁迅全集》)中剔除出去。剔除出去倒未必有必要。不妨让它们仍然留在《鲁迅全集》中，但应该有详细、客观的注释和说明，让读者知道文章产生的经过，尤其要让读者知道鲁迅对文章的不很认可和不很耐烦。

来源=《南方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