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历来对它的注释传疏就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该算是南宋大儒朱熹夫子的《论语集注》。读朱熹的书，重要的是“玩味体察”，非读读便可，因其带有理学观点，所以处处要和理学的整体看法配合才能读懂朱熹的注释。正如蒙文通所言：“读宋、明理学书，不能当作是学知识，而要当作是学道理，读时应顺着书中所说去体会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蒙默.蒙文通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然而，现在的人已经连蒙文通的这个话也不大懂，更谈不上理解《论语》本身了。对《论语》的注释到清代，又有了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而更可以遍观诸家的乃是民国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将各家对《论语》的解释汇集一起，使读者可以周观遍览，辨义知变。

以上大致是用古法（所谓“古法”，即传统治经“述而不作”之法）解读，可在西学冲击之下，经典淡出之后，离我们更近的对经典的诠释，则亦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从杨树达的《论语疏证》、钱穆的《论语新解》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越往后的著作越不得不经历“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阶段。

“格义”之语，源自佛教。意指用中土语言翻译域外文字。可当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学术亦在乱世中寻求新的突破，而要今人更了解古义，则不得不反向外来词汇，重译“我”之经典。此既是笑语，亦是无奈。只是，现实的悖论，越是“格义”，越想打通古今，却越是隔着一层，至而越来越远。甚至更令浅学者望文生义，不但不知古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对古圣之意，看朱成碧，指鹿为马，而其所论，更是不古不今，非驴非马，旁逸斜出，参野狐禅而不自知，走火入魔而误以为光明正道，实乃悲夫！

而作为美学家、哲学家的李泽厚所著的《论语今读》，虽用“反向格义”之法，但从哲学思想层面，通过层层剥茧，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论语》读本。使专业学者和初学学生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阅读的切入点。毕竟“今读”相较于某位名人说“心得”而言，还算是追求文本本身的意思，读书如果一味追求一己之“心得”，那又谈何“学习”、“进步”？读书有得，说的不是一己心得而已，而是虚心以求，弄懂说话人的意思。只有在一步一步的理解说话人的意思当中，读者个人也才有进步的“空间”，修己安仁，也才有境界提升的可能。也惟其如此，才能慢慢“与古人处同一境界”，否则全部都自己评判，自己感觉。苛责古人，其实不是古人说错话，而是自己的理解水平不够。

在这一点上，李泽厚先生虽然以哲学为主线贯穿整部诠释，但其对《论语》的解读是庶几不差的。他的著述体例，分为“译、注、记”。译，是对原文的翻译，他没有按照清代训诂的办法，逐字逐句的翻译，但他参考了大量的以前的解释，选出他认为最贴切的解释进行意译，而同时却也并没有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观点避而不谈，这就体现在他的“注”当中，把各家各派的注释都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读者不同意他的翻译，还可以对照“注”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最能体现李泽厚哲学的，就在他的“记”。他的种种观点，他的哲学理念，以及用哲学的分析来对原文进行进一步的解读，这对不管是专业学者或者非专业的读者，都是有极大的启发和视野的开阔。

比如他在解释“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第十四章）一章的时候，他说：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这样将各家观点放置一起对比，我们一下就能感受到儒家之不同于别家的特性所在。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我们只有在和别人的对比之中，才能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同时，我们也只有在这样的比较当中，才会更为深刻的理解儒家的基本观点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就一本书或一家来看，我们往往不通。近人欧阳竟无学佛之“俱舍学”，三年未通。见沈曾植，沈谓：君当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学。后三月而俱舍之意灿然明白。读书，要读“前后左右之书”，“则异同自见，大意顿显”。（蒙默.蒙文通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而对儒家一些更为核心的观念，李泽厚所论更有启示。比如常为人所诟病的儒家“丧祭”之礼，自墨家就开始批判，今人则更是张口既出。但李泽厚明确的说明：“追怀死者的丧葬礼仪，都具有此种情感兼理知的重要功能。这即是最早的社会意识、人性心理、情感行为。孔子及其弟子承续这一历史遗俗的强大传统而加以理论化和理性化，把它转向内心，形成‘仁—礼’结构。外在为‘礼’（人文），内在为‘仁’（人性），以此为人道之本。”（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如果我们从“道始于情”“礼缘于情”的角度来看儒家种种观念，我们都会更加容易进入儒家内在的本质，而不致产生误会。外在的“礼”是从人们的感情始发的，而最后化归于制度形式。就像当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时，孔子直问宰我：“于女安乎？”（《论语·阳货》）。李泽厚认为这是全书最关键的一章，原因则恰在孔子由此将“礼”（“三年之丧”）建立在心理情感原则（“心安”）上。这也便指明，儒学第一原乃人性情感。至于“三年”或“一年”并不重要。“三年”大概是沿袭远古氏族传统“礼制”，却无理性的依据、解释。正是孔子给了它一个解释，即以心理情感作为最终依据。“其实‘三年’当然是太久了，早就行不通了。”（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由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儒家之“礼”是从“情”中生发出来，只是到后来，成为“礼教”，因形式而抹杀生命，故得反对。其实，非但“礼教”之不可行，任何逻辑上的推演，倘在现实中落实到极端，都是不可行的。但对刀下专斩有名之偶的人来说，却不仔细的刨根问底，而一棒子打死所有。

李泽厚在书中的种种分析，都不肯轻易的下价值判断，而是从理解的维度尽可能的阐述儒家、儒学的意思，这我想是我们可以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地方，也是对初学者把握儒家精神内核的一个方便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