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
最新证据表明，世界大部已进入低金融市场波动时期。但我们不能因此满足；未来或许将更加动荡。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技术推动全球化快速发展——其特征是实体和虚拟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包括世界市场的开放——造就了史上最快的收入和人口增长。但是，尽管全球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引发了新形式的系统危机——这一危机有可能摧毁政治制度和国家经济。
系统危机是全球化的固有特征。更大的开放和一体化难免引起危机串联和冲击放大。
随着个人和社会的富裕，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既包括通过通信技术实现的虚拟联系，也包括通过人口增长、城市化和旅行实现的实体联系。与此同时，粮食、能源和药品等产品消费量的增加增强了个体选择的外部性或溢出效应，而全球系统的连通性又增加了这些效应的范围和影响。
比如，使用抗生素或许是个体的理性选择。但如果数十亿人都使用抗生素，畜牧业者也使用抗生素增产，抗生素就会失去效果。同样的悖论也适用于能源，因为大规模碳排放会导致破坏性影响。甚至粮食（其生产可能带来严重环境后果）和水（供给有限）等基本必需品也不例外。
此外，由快速技术变迁所驱动的开放性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增加加剧了社会内部和之间的分歧。一开始错失全球化大势的很难在此后实现赶超。
如今，世界最紧迫挑战——从气候变化到网络犯罪——日益超越国界，这使得它们很难有效解决。更糟糕的是，它们有可能造成串联效应，比如传染病和导致金融或政治危机的网络袭击，给最脆弱人群带来最沉重的伤害。连通性因素——如互联网、金融市场、航空枢纽或物流中心——助长了全球化效应的“超级传播"，有利也有弊。
全球化带来的尽管系统风险无法消除，但可以减轻，只要世界领导人精诚合作并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幸的是，这两点都无从实现。
首先，在许多关键国家，加剧的不平等性和社会分化使政府（特别是民主国家政府）难以做出艰难决策，合作之势日渐减弱。与此同时，群众不再愿意接受地区和全球机构。比如，在欧洲，英国独立党（IndependencyParty）等民族主义政党支持率节节攀升，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自决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在于世界几乎没有从全球化最显而易见、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尽管完全的系统保护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可靠的监管和有效的监督本可以预防危机，或至少减轻危机对数百万人生活所造成的冲击。问题在于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它们构成了全球经济制度框架的基石——没有认识到全球化的新特征和影响，而部分原因就在于要在目前所能获得的海量数据中识别结构变化十分困难。
从这个角度讲，此次危机本应成为警世钟，促使金融业、决策者和多边机构采取行动强化系统稳定性。但是，尽管这些机构聘用了成千上万名高学历经济学家专职从事研究如何最好地保护金融系统免受全球化破坏效应影响，但似乎如今它们采取行动的意愿还不如危机前。
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金融储备的耗尽和政治瘫痪使得基础设施等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性投资无从下手，公民也因此难以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中有不少不再为地区和全球机构的改革贡献力量，而这些机构的改革对于管理系统风险来说至关重要。
在这样的环境下，毫不奇怪普通公民会对未来深感不确定，对政府没有保护他们免受全球化副作用伤害深感失望。但地区和国际机构开始的权力角力——不管多么隐蔽、看起来离我们多么遥远——只能让问题恶化，因为这样做削弱了引导决定世界未来的超国家趋势的能力。
我们的领导人应该认清新的系统风险，并合力遏制它们。否则，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开端，全球经济未来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伊恩·戈丁（IanGoldin）是牛津大学牛津马丁学院董事，与MikeMariathasan）合著有《蝶式赤字：全球化如何创造系统风险以及如何应对》
来源：财经网 作者：伊恩戈丁
发表于 2014-8-26 09:08:58
